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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报记者 高剑巍 发自北京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即将过去的2003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和存在的危机有哪些？央行的121号文件被认为是泼了“虚华“的房地产业一盆冷水，钢铁制造、汽车等领域的“大干快上”最终将在行业政策还是宏观政策下进入冷静思考？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长期控制在什么比例为好？政府在继续给民营经济松绑的前提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关
注并干预民营经济存在的先天性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12月24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浪网、国际金融报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对这些在2003年被广泛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阐述
2003年投资增长率为历年最高
数据显示，2003的中国投资实际增长率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最高的一年，2003年在扣除各种因素指数之后是百分之三十几的实际增长率，确为历年最高
尽管年初被许多企业主责骂为“企业高速增长的拦路虎”，樊纲依然“痴心不改”在多种场合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局部过热的迹象。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热度在林毅夫眼里甚至已经媲美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的两个年头，两位著名经济学专家不约而同地用“投资增长率”这个指标来支撑观点。
数据显示，2003的中国投资实际增长率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最高的一年，比1992、1993年都高；1992、1993年的时候，不扣除物价指数按名义值来算为百分之五十几，扣除生产资料价值指数后投资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几；2003年在扣除各种因素指数之后是百分之三十几的实际增长率，确为历年最高。
在投资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人们看到的表象却是生产力供应不足。例如近几个月情况显示，一系列生产资料产品或者出现短缺，或者价格上涨。夏天是电力短缺，9月份以后是油品短缺，近期是煤炭短缺，煤炭、钢材、水泥、化工等产品，特别是11月份以来出现的价格上涨，幅度更达到了20%－30%。某些行业和某些产品的供求关系无法维持平衡，带来直接的影响是投资高速增长。
樊纲教授批判性地指出，新一轮的投资增长里有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地方政府的城市化项目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城市化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基础设施建设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否认基础设施建设不好，政府对基础的投资不对，应该辩证地看。现在国内却是存在公共物品的短缺，基础设施的不足的状况，这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大的机遇。樊纲教授担心的是，这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张有一窝蜂的性质，无论条件优劣都要搞城市化，都要建大城市。沿海地区人口密集程度高，建一些城市，一些偏远的地区也要搞城市，许多项目事实上并没有实际的效用，纯粹是装饰性、奢侈性的投入，这也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存在通货紧缩危险
在投资增长继续加快的同时，国民经济另外一部分商品零售领域依然不温不火，甚至有局部是“按兵不动”。这些因素在樊纲、林毅夫等经济学家看来，正是酝酿下一轮通货紧缩的可能
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带来的最低谷，2002年进入了发展的高潮期，2003年中国经济依然高速增长。
樊纲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很好，他认为中国经济8%-9%的增长速度将是长期可持续的。但今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曾达到9.9%，有些大的金融机构测算中国经济活动指数已经到了11%、13%，并且维持上涨的趋势。樊纲说，经济增长速度高应该维持一种稳定拉升的态势，应该避免重蹈覆辙，从14%的高速增长一下跌落为5%-6%的增长速度，这种异常波动对于企业的伤害事实上更为致命。
截止到11月份，商品零售领域的绝大部分商品的价值还在下降，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产业在大多数的领域里，除了建材和其他相关的，再加上少数的食品领域之外，价格依然向下调整，生产力过剩的情形还没有消除。林毅夫教授依此判断，中国今年经济一部分是过热，一部分还在持续1998年以来的生产力过剩的情形。以往很多的过剩的生产能力还没有消化完；近两年存在的过度投资，持续的高增长，又形成了新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中国经济不很快地抑制住这个经济过热、投资过度，又形成了大量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增长趋势的话，这个生产能力形成了今后两年的通货紧缩的压力，很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在比较快的两年里进入通货紧缩。
中国经济防止过热要防的是通货紧缩，防止又陷入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增长的压力的“死循环”；相比通货紧缩，樊纲教授认为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他提出，现在中国如果能有5%、6%的通货膨胀，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现阶段存在的许多问题。
控制民营经济风险
民营经济是投资增长的载体，但其资金供应链条很大一部分或隐性或公开地来自国有经济。关注民营经济投资增长这个数字的同时，应该同时关注银行对于民营企业的放贷数。这两者存在着必然联系
以宏观政策的名义控制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长带来的风险，是为何意？一些专家此前有观点认为，民营经济投资出现问题并不会伤害国民经济主体，但以中国经济乐观派著称的林毅夫和樊纲两位经济学家对此持不同观点。
在以往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最近屡见报章韩国几大家族企业的经营危机，这些危机透视出来的现象与本质与中国目前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极为相似。十六大的报告提出两个有利于，一个有利于国有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个是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份纲领性的文件更为巩固了民营经济在国家经济架构中的位置。正是这样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学家们以更犀利的目光注视民营经济。
樊纲教授指出，中国国家统计局2003年初的时候有一组数字，从投资角度60%以上都是民营投资，而不是国有投资。但即使是民营经济花的自己的钱，与西方国家经历的一样，同样会出泡沫会出经济周期。民营经济投资增长过快的现象显然已经被有关方面所关注，12月24日樊纲教授就暗示到，前几年国家一直推行积极货币政策弥补民间投资不足的状况，从2003年的情况看，民间投资增长已经很高，有必要在2004年采取一定的方式降温，使民营经济投资的盘子缩小一点，有关部门在2004年一定会对民营经济投资增长过快的问题作出反应。
林毅夫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营经济是投资增长的载体，但其资金供应链条很大一部分或隐性或公开地来自国有经济。关注民营经济投资增长这个数字的同时，应该同时关注银行对于民营企业的放贷数。这两者存在着必然联系。
推动消费时不我待
从今年看，需求的扩大主要是投资需求的扩大，而且中国历年的历次经济波动都是因为投资的波动而产生，这个投资波动最终将会在较晚的时候涉及到消费领域
林毅夫、樊纲两位著名经济学家12月24日公开谈论的焦点，极容易被误解为他们鼓励政府应该单方面减少甚至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樊纲教授指出，仅从货币总体供应的角度看，在现有已经很大的基数上进行抑制扩张是必要的，但针对某些部门、某些行业实行控制货币扩张，是下一步要讨论的问题。即使是针对某些部门实行货币扩张的控制，也应该被视为对积极财政政策效率的改善，决不能单纯地臆想为鼓励淡出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实施5年，从现状看继续实施是必要的，但林毅夫教授指出，在连续实施政策的同时如何改正政策实施的效率显得愈发重要。针对什么样的地区和产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显得更有效率呢？
林毅夫教授多年来一直在谈论，农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比较高的地方，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改善生产比较相关的项目有着显著的效果，这远比减少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是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重要。
樊纲教授指出，他与林毅夫并不是希望完全取消积极财政政策，而是希望在投资增长过快的情况下把规模做小一点，不再搞那些大的投资项目，应该在多利于消费的问题上做文章，在支出结构上向有利于消费支出的方面作适当的倾斜。从今年看，需求的扩大主要是投资需求的扩大，而且中国历年的历次经济波动都是因为投资的波动而产生，这个投资波动最终将会在较晚的时候涉及到消费领域。
显然，现今中国经济结构里消费依然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因素，而且由于国内失业的压力比较大，农民的收入无法大幅提高，因此从总体来讲，消费一直是比较平稳。在短期内农村还无法全面实现可支配货币大幅增长这种情况下，樊纲教授提出，财政政策作为短期政策而言，是一个宏观调节政策，是作为一个经济的补充，是作为市场力量以后的拾遗补缺。当整个投资少、支出少的时候，财政政策更为积极一点；市场的需求比较大了，它就少一点。刺激消费首先要采取宏观的经济政策，行业政策也能起作用，但主导的还应该是宏观政策。
加强金融管制
从银行之上的金融监管机构管制出发，能够更为有效地从上防止扩张的势头，其次包括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本身应该在贷款上给予企业一些指导，当然这种指导并不是用来束缚企业发展的
针对国家有关方面正在加速制定金融管制的相关法律，林毅夫、樊纲明确表示支持。虽然两个经济学家都是著名的要求政府给民营经济松绑的代言人，但在对待金融行业管制方面，他们一致保持谨慎态度。
林毅夫教授以美国华尔街的例子说明，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但同时华尔街也是全世界监管最严的地方，各种各样的行业、地方、政府的监管机构在不断地监管。此外香港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同样是泡沫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香港就没有变成金融危机。
对这一现象，林毅夫教授认为，这主要得益于香港在房地产贷款的政策上有很多的管制，甚至具体到比如银行里有多少钱可以贷给房地产发展商，有多少钱可以作为业主的抵押贷款，业主在抵押贷款中，可以借多少钱，自己借的比重有多少。在宏观政策调整的大前提下，也是有必要针对每一个行业的特性，有目的地对行业管理政策进行调整，仅从房地产角度而言，林毅夫教授提出，在将来的政策下，哪些企业要作房地产发展商，哪个消费者要贷款，可以市场自己决定。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完全放开不管，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比较稳定、有效率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大起大落的市场经济。
为此，林毅夫教授提出解决之道。“如果单就过热来讲，中国有一句话，不是扬汤止沸就是釜底抽薪，从釜底抽薪来讲，我们知道，相当大的经济过热和银行的贷款有关系，所以很重要的是在银行的监管和治理方面下工夫，我们不能拿一个简单的指标作为银行所有贷款政策的考虑，为了上市，就把呆、坏账的比例下降。”林毅夫教授不认同武断地以简单行为处理贷款政策。
林毅夫教授认为，更主要的还是从银行之上的金融监管机构管制出发，能够更为有效地从上防止扩张的势头，其次包括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本身应该在贷款上给予企业一些指导，当然这种指导并不是用来束缚企业发展的。但是不管是在经济过热还是过冷的时候，一些基本要求还是必须被遵守。林毅夫教授乐观地认为，如果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改善的话，目前的投资过热的情形会有所缓解。而且将来的经济发展的质量会提高，民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会更审慎一点，银行在做贷款的时候，也会更审慎。
在央行今年新颁布的121号文件解读上，林毅夫教授认为这个政策只是对过去原有严格政策的重申，主要是前年和去年一些政策没有得到真正严格的贯彻执行，不能说是出台了一个新政策。他认为，重新出台一个新的房地产贷款政策更为妥当。
内部：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
如果社会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创新是需要的，而且已经在推动了，政府再顺水推舟，用行政的力量把这个创新制度定下来，这样的创新是最有效的
让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诱致性创新，而不是政府的强制性创新。对企业而言，只要宪政里没有不允许做的条款，那么就是可做的；对政府而言，法律中没有规定可做的，就是不可做的。这种在中国经济体制内正悄然发生的变化，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被越来越多地紧密联系。
林毅夫教授在对中国经济作多年研究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企业，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即使是在政府之外，也想透过政府的力量，完成理想的创新。但是，通过林毅夫教授自身对历史的研究，对经济学的研究，他认为只有在诱致性创新的基础上的创新才是合理的，如果社会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创新是需要的，而且已经在推动了，政府再顺水推舟，用行政的力量把这个创新制度定下来，这样的创新是最有效的。
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去克服，包括政府职能改革、法律制度的完善、公民财产制度的完善等等。但这些问题的改善最大的发展障碍又在哪里呢？
林毅夫教授对此做了回答，他个人认为问题改善最大的障碍是在发展认识上的障碍。例如致力于建立一批看起来很先进，但是不符产业政策和规律的企业，其没有在市场中生存的能力，如果政府要推动这些建设的话，就只能袒护它的发展。
林毅夫并不认为，让这些企业全部垮掉，一步跨过去就是问题的解决之道。事实上，这样会造成社会上的振荡，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会不稳定，所以逐步的过渡是需要的。
外部：调整出口战略
目前，美元还是一个基准货币，现在中国的情况和当年日元面对的情况不太一样，当改变不了美元是世界基准货币的事实的情况，自身要作一些调整
当一个又一个集装箱货柜从中国出发驶向发达国家的时候，当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对中国举起反倾销的“大棒”时，林毅夫教授提醒我们，在中国出口增长的同时，不要忘记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口是国外企业在中国代工后出口的，这些国外企业及其背后的国家有时候就是我们坚强的同盟军。
樊纲提出一个“小的大象”观点，曾经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象，樊纲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小的大象，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但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会对周边地区有一些压力，所以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要认识到自己还比较弱。目前，美元还是一个基准货币，现在中国的情况和当年日元面对的情况不太一样，当改变不了美元是世界基准货币的事实的情况，自身要作一些调整。“此外，既然反倾销等手段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研究在下一阶段对方会对中国什么行业什么产品进行打压，这才是更为迫切和现实的做法。”
展望2004年:GDP增长8
%站在2003年和2004年关口，樊刚和林毅夫两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未来做了乐观预期。樊刚教授认为，如果明年及时采取一些宏观的调整政策，明年中国GDP增长有望稳定在8%-9%下，物价五年来将首次突破持续零增长的现状，但仍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同时利率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关于贷款的问题会有一些调整，包括货币的政策会有一些调整，总体上，希望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希望增长速度不要再高了。
林毅夫教授支持樊纲教授的观点，认为明年GDP增长在8%或者高一点，是完全可能的。物价确实有望在总体水平上突破零增长，但在结构上还是有一些不平衡，并非所有领域物价全面上涨。在不少领域物价依然持续下跌，有几个领域的物价将持续增长较快。
面对2004年具体的经济领域重点，两位经济学家依然强调，短期内让投资过热降温还是重点。樊纲认为，今年的投资领域真实的增长30.5%，这是史无前例，也是无法继续下去的。
樊纲教授肯定的说，明年的投资增长如果在15%左右，GDP肯定会有8%左右的增长。
林毅夫教授解释道，如果消费维持7%、8%的增长，我们的投资维持15%增长，明年的GDP肯定会在8%左右的增长。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2月26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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