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过1300亿元的资产剥离后，中国人寿终于在华尔街光彩亮相
□本刊记者李树锋康伟平/文
12月14日是星期日，美国纽约市清晨还是白雪皑皑，至晚间又是淅淅沥沥的小雨。61岁的王宪章整整一天都在城中奔走。虽然历经12天，紧张的上市路演已经结束，但这位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人寿)董事长兼总裁在此地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两天前的周五，王宪章在纽约公布了中国人寿股份首次公开招股(IPO)的最后定价：每股3.625港元，接近相关价格区间2.98港元至3.65港元的上限。在美发行存托凭证ADR定价为18.67美元(一个ADR为40股)，国际配售部分获得24倍的超额认购，香港公开发行部分超额认购高达168倍。中国人寿此次集资规模高达30.1亿美元(行使超额配售前)，成为今年以来国际资本市场最大的公开招股(IPO)。
对于中国人寿来说，此番登陆美国市场更是非比寻常。自从安然事件的出现以后，美国资本市场门槛加高。2002年轰动一时的中银香港上市，也仅止于在美国向机构投资者定向发售(因此无须接受美国证监会的严格审核)，未能在美国以ADR形式正式上市交易。故此，12月17日(纽约时间)王宪章在纽约交易所为中国人寿(LFC)挂牌敲响的开市锤声，将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上中国金融股的第一声响锤。
利差损之争
中国人寿重组的核心是剥离利差损。从方案设计到取得认同，这场手术的过程相当艰难
“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中金公司一位高级经理人员黄朝晖在电话上告诉《财经》。他已经为此次上市重组紧张繁忙了几百个日日夜夜。
今年以来，作为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上市一直是国际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诸多分析多集中在谈困难、谈“不可能的”。“我们刚开始考虑这个项目时，第一印象就是，中国人寿几乎不可能符合到海外上市的条件。”一家境外投资银行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早在年初，中国人寿为确定投资银行进行的“选美”已经沸沸扬扬；至3月人大政协两会上，王宪章更因早些时关于4月成立股份公司、6月上市的宣言何时兑现，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人物。
至6月，市场观察家对于中国人寿在年内完成上市仍不乐观。多数人不看好中国人寿登陆美国市场。
疑虑重重，主要聚集于中国人寿重组的难度。2002年12月23日，中国人寿的股改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而艰难的重组此前已经拉开帷幕。重组方案的核心是“剥离利差损”。
由于中国寿险行业在1999年前销售了大量的高利率报单，预定回报率高于9%，一些分支机构甚至将报单预定回报率定在12%。而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几次降息，到1999年，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息已经只有2.25%。这导致人寿保险公司出现了大量的利差损。当时有一种估计，认为中国人寿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的利差损约为350亿元，而最后公司招股书披露，按香港会计准则计算的中国人寿集团公司合并报表股东权益为负的1764亿元，其中主要即利差损所造成。
尽管中国保监会在1999年6月10日紧急叫停高利率保单，规定寿险公司的保单预定利率不得超过2.5%，但是已经销售的保单导致的利差损依然要由这些公司承担。也就是说，这些保险公司必须用以后的利润来逐渐冲销以前的利差损。
关键在于时间的压力。中国人寿保险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需要更多的资本金来支撑业务的迅速增长。随着保监会对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监管的加强，保险公司的资本金越来越成为制约寿险公司成长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步伐正在加快。竞争加剧，使得寿险公司解决历史负担的问题更加紧迫。
因而，中国人寿重组的核心是剥离利差损。从方案设计到取得认同，这场手术的过程相当艰难。
在中国目前的三大寿险公司中，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都是股份制公司，而中国人寿集团是惟一一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国家是否要对人寿集团的利差损提供财政支持，以及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
据了解，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保险业改革已经是时不我待，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尽快化解历史上遗留的不良资产，才能打造出与国际竞争的旗舰。不仅如此，中国的国有保险公司曾经负有大量政策性任务，甚至一些未投保的项目(比如水灾)也曾被指令赔付，乃至背有“第二财政”的名声。因此“谁的孩子谁抱”、政府主导剥离也是题中之义。
中国人寿的全资国有性质恰恰为这种剥离提供了便利，由于只有一家股东，中国人寿的正价值与负价值可以任意切分，而不致发生价值转移现象，不像股份制保险公司那样面临着权益切分的问题。中国经济高增长衬托下的保险业前景也为剥离方案提供了契机，“目前看起来，保险公司有上千亿的历史包袱，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个包袱就会变得越来越轻”。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中共十六大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调整期间，为避免出现道德风险，同时建立起全新的委托代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应当借鉴周边国家处理金融问题的经验，先通过立法确定金融援助和重建的基本原则，然后再照章执行，解决保险公司的历史包袱问题。
他们认为，以前石油和电信等工业类公司在海外上市，尽管也进行了重组和资产剥离，但剥离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资产和债务关系相对简单。但是中国人寿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剥离规模庞大，而且债权债务关系极其复杂，涉及上千万保单持有人和储户的利益。如此庞大的重组，应该经过法定程序，由人大通过相关金融机构重整的法律后，再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重组和上市。比如，日本就有“金融机构重整法案”。没有法律依据的金融机构重组和剥离，世界各国都未有先例。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事出不虞，谁来承担责任？
现在看来，前者的意见最终被高层认可。
前所未有的剥离计划
重组后的中国人寿集团的股东权益为负的1764亿元，由财政部与中国人寿集团共同成立特殊目的基金负责偿付
2002年12月，中国人寿的股改方案终于获得国务院的批准。2003年6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9月30日，中国人寿股份与母公司中国人寿签订了重组协议以及相关的四个协议，协议的生效日期为2003年6月30日。
根据重组协议，中国人寿集团将把1999年6月10日以后签订的保单以及相应的资产(转移保单和转移资产)投入新设立的中国人寿股份，中国人寿股份向母公司发行200亿股作为支付的对价。
所转移的保单包括三部分，一是所有依据1999年6月10日及以后中国保监会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订立，并在1999年6月10日以后签订的一年期以上的长期保险合同。二是1999年6月10日以后签订的一年以内的短期保险合同，三是前两项的附加保险合同，以及相应的再保险合同。三项合计共4457万份保单。中国人寿股份接受在2003年6月30日(重组生效日)与转让资产和保单相关的所有权利和利益，并将承担转让资产和保单相关的所有债务与责任。所有未转移的保单(共计6861万份保单)以及其他非核心业务留在了集团公司。
这一重组过程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人寿股份与集团公司之间大量的关联交易，二是如何解决集团公司面临的巨额亏损问题。
在重组以前，中国人寿集团所有的业务都是一体化的，包括人员、系统、财务、投资等。由于集团将绝大多数人力资源都置入股份公司，集团保留的大量保单的维护(包括续费、赔付等)就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同一个业务员既需要维护老保单，又要拓展新业务，将这些业务委托股份公司显然是顺理成章”。
最后，双方在重组协议之外，又签订了四项协议，包括保险业务代理协议、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包括集团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及股份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各一份)和房屋租赁协议。根据保险业务代理协议，中国人寿集团需要在2003年～2005年分别向股份公司支付不超过19.37亿元、18.17亿元和17.28亿元的管理费。
根据中国人寿上市的相关文件，截至2003年6月合同生效日，集团合并的股东权益为负的1764亿元人民币。
“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保单持有者与国家的利益”，作为本次中国人寿海外上市四家主承销机构之一的德意志银行中国区主席张红力说，“因为剥离重组后，集团公司的财务状况较差，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如果不能使原来保单持有者满意，可能会使重组受到阻碍，或者损害中国人寿多少年建立起来的声誉和品牌。但是国家财政也没有能力背负如此大的包袱，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
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与财政部决定成立一个特殊目的基金(Special Purpose Fund)，来解决人寿保险集团未来面临的偿付能力不足问题。该基金将由集团公司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并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由财政部以及中国人寿集团的2～3名代表组成，负责基金的管理。遇到特定重大项目，将由财政部批准。一旦非转移保单下的所有给付责任都已满足，或者经基金管理委员会同意，特殊目的基金将解散。
该特殊目的基金的资金来源将包括集团公司保留的保单所对应的投资资产、非转移保单续期保费收入、中国人寿集团所能享受的部分所得税退税、特殊目的基金投资所得的利润、集团公司从股份公司所获得的现金股利、集团公司出售股份公司股票的所得，以及财政部在特殊目的基金出现亏损时注入的资金。财政部在文件中承诺，如果基金出现亏损，财政部将以注资方式提供支援，保证非转移保单持有人应该获得的给付和赔偿。
同时，上文提到的退税是指，通常情况下，集团公司、股份公司以及资产管理公司是单独纳税。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即将批准的退税办法，将把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当做一个纳税主体。如果合并后计算的所得税低于三者分别纳税时的所得税之和，将把超出部分税款退还给集团公司。由于集团公司具有高额的转结税收损失，而且预计集团公司未来几年内还会面临亏损，根据中国税法，每一年的亏损可以用以后五年的盈利来弥补，这样，预计未来若干年内，集团公司都会获得相当可观的所得税退税。
投资银行人士表示，特殊目的基金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非转移保单的收入，以及从股份公司的分红等。财政部承担了一个最后付款人的角色。由于母公司的保单不再增长，相应的亏损是有上限的，而且随着保单的逐渐到期，以及未来利率的上升可能，最后的实际亏损可能会大大低于上述的1764亿元。此外中国人寿股份在成功上市后，偿付能力得到增强，一旦抓住目前中国保险市场高速增长的历史机遇，利润也将迅速增长。利润增长使得分红能力提高，从而提高了集团所持有的股权的价值，这显然有利于充实特殊目的基金，最终由财政部承担的损失可能并不会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多。
跨洋，还是放弃？
“正是因为美国监管严，信息披露标准高，才更有利于公司将整个上市筹备过程变为深化改革过程；此外，选择美国也更有利于增加投资者的信心，最终使公司获得更合理的价格”
特殊的重组方案需要得到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广泛认可，这为中国人寿上市增加了难度。是否继续争取在美上市，一度成为争议焦点。
据了解，三年前中金公司为中国人寿提出的重组方案，确曾提出在香港、美国两地上市的主张，并得到了公司和国务院认同。但在今年上市重组正式启动后，市场各方，包括参与承销的部分外资中介机构曾提出意见，建议取消美国上市。
近年来，美国资本市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安然事件”的发生，上市门槛陡然增高，对外国公司更是增加了大量新规定。中银香港去夏上市之前，最终作出放弃美国市场的决定，在中国大型国有股海外上市中属首次。中银香港通过全球发售吸引投资者，并在美依据144A法案进行定向私募，上市时则单独登陆香港市场筹资26亿美元，此举在消沉的市场环境中得到颇多好评。有此新标尺之后，去年至今年，除了中国电信外，中国国企海外上市一直选择单一上市香港方略，被认为上市较为成功的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人保财险)均属此列。
在今年走向海外的诸公司中，中国人寿堪称巨无霸，其规模在人保财险四倍以上。上市美国可赢争得投资者更大信心，筹集更多资金，但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著的。除了改制后更为严格的美国市场，中国人寿重组方案的特殊性如何得到监管部门认可，也是一大难题。此外，保险业属特殊行业，美国投资者与欧洲投资者对保险公司的估值所使用的方法不同，而香港市场多采用欧洲方法。这无疑增加了会计与精算处理的难度。
当年中海油公司首次美国上市触礁的景象犹在眼前；今年早些时候，德国保时捷汽车因顾虑市场风险放弃美国上市又是最近的例子。一时间，劝说中国人寿放弃美国市场的说法颇为流行。
但中国人寿最终不动摇地选择了上市美国。董事长王宪章告诉《财经》：“因为我们相信公司的发展业绩和成长能力，我们完全能达到美国的上市标准和要求。所以我这个信心是非常坚定的：非上不可！”
参与项目的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弘则表示，正是因为美国监管严，信息披露标准高，才更有利于公司将整个上市筹备过程变为深化改革过程，对公司的长远成长只能更为有利。此外，选择美国也更有利于增加投资者的信心，最终使公司获得更合理的价格，筹集更多的资金。“如果一地上市，只满足一地的信息披露；两地上市，两种方法要并重。能够满足两套系统的要求，说明公司是将自己作为一流公司进行重组，可极大提高投资者的信任度。”
李弘和她的同事还评价说，中国人寿选择了登陆美国，“也是为中国其他金融机构未来上市足堂一条路子”。
8月27日，中国人寿向美国证监会递交了上市文件。据透露，此次在美国证监会“过关”，一共有三轮问题。第一轮76个问题；第二轮18个问题；第三轮8个问题。
正是在第三轮，逐步熟悉中国保险业现状的美国监管部门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这是在11月20日。
香港市场也并不顺利。11月6日，香港联交所对中国人寿进行了第一次聆讯。由于香港此前没有大型保险公司上市，也没有公司进行如此规模庞大和复杂的重组，监管者提出一系列问题。中国人寿补充了大量材料，并增加了招股说明书中的内容，在经过第二次聆讯后上市申请终于在11月20日得以通过。然而，香港仍须等待美国证监会的最后批准。
此后，是阴霾重重的一周多，人们在紧张地等待，中国人寿及中介机构在紧张地报递资料说明。据了解，监管部门主要担心，中国人寿集团脆弱的财务状况是否会导致未来的上市公司不得不分配大量红利，而不能将利润用于支持新业务的扩展，以及中国人寿集团是否会通过减持股份来充实特殊目的基金。11月29日，美国证监会终于正式批准中国人寿在美公开发行。随即，路演正式开始。此时，距圣诞节已经不到一个月了。
管理层的价格
中国人寿此次并没有将股票增值权计划明确确定到具体个人身上，只是描述了哪些职位上的管理人员将会参与此项计划，具体细节还需要日后明确
当年曾担任过香港中保集团董事长的王宪章，此番身着深蓝色西装参加了上市路演。据参加者介绍，王氏最初用中文演讲，后来干脆直接用上了英文，给投资者印象颇深。
当然，除了企业管理者的个人能力，投资者更关心的是中国国有企业将采用什么样的激励机制，确保有才能的管理者对公司做出最大奉献。用摩根士丹利公司一位投资银行家的话说：“投资者为什么要投资你这家公司，关键是看公司管理层的表现。投资者把大量资金交给管理团队经营，而管理层的薪酬只有一点点，投资者是不会放心的。”
为了将中国人寿股份的管理团队的利益与其为股东创造的价值联系起来，中国人寿在顾问公司的协助下，设计了一套薪酬制度，其中引入了类似于股票期权的股票增值权。
据介绍，由于H股制度设计的问题，H股股公司无法引入真正的期权安排。根据这项安排，中国人寿股份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将由三部分组成：基本薪金和其它固定津贴、短期奖励薪酬(即年度业绩薪酬)以及以股票增值权为形式的长期激励计划。其中后两部分是可变的，该部分占薪酬总额的比例为30%至50%不等。接受者的职务对于公司最终经营业绩的影响越大，其薪酬构成中可变部分的比重将会越高。
授予股票增值权并不是新股发行，只是增值权的价值取决于公司H股股票的市场价格。当股价高于行权价时，被授予股票增值权的管理层可以通过行权，获得公司支付的相当于H股市场价格与行权价之差额的现金报酬。约有100名高级管理人员将获得授予股票增值权。
公司规定，已经授出、但未行使或注销的股票增值权总数及已经行使的股票增值权总数，不得超过公司已经发行股本的0.5%。任何一年之内授出的股票增值权不得超过全球发售后公司总股本的0.2%。此外，所有股票增值权将有五年行使期，除非达到特定条件，否则自授出日起前四年不可行使。
中国人寿此番激励安排，与过往H股公司，如中保财险、中石化、中石油等基本类似。此前曾参加中石化等公司上市的李弘介绍说，股票增值权计划与真正的期权计划在基本理念和原则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寻求建立一种机制，来使得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一致起来。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只有注册地在香港的红筹股公司可以实行真正的期权。H股公司受国内公司法的约束，自然人不能持有H股，所有只有设计一种类似的机制来达到对高层管理的适当激励。
“具体到细节上，各个公司可能会存在差异，”李弘说，“比如中石化在上市前就已经明确400多人将参与股票增值权计划，以及每个人被授予的份额。中石化的增值权计划也在财政部进行了备案。中国人寿此次并没有将股票增值权计划明确确定到具体个人身上，只是描述了哪些职位上的管理人员将会参与此项计划，具体细节还需要日后明确。”至于是否仍然需要上报备案，她认为这应该属于企业自主决策范围，估计不需要进行备案。
水涨船高
中国人寿保险的认购资金超过600亿美元。香港许多证券公司纷纷提高投资者认购新股贷款的利率，多年不见的投资者排成长龙领取认购表的现象又重新出现
12月11日，中国人寿在纽约宣布定价，接近原计划价格的上限。凭借大批订单在手，中国人寿自当信心十足。
观察家指出，无论是从市净率还是内在价值比率来衡量，中国人寿都超过了欧美同行的平均水平。这既表明中国人寿的艰难重组和发展前景得到了机构的认同，也与今年以来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热烈追捧中国股票的热潮有关。有投资银行人士称，中国人寿股份的上市是一个高成长的中国故事：快速成长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中国寿险行业，以及在该行业占主导地位的寿险公司，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巨大的。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主席张红力认为，“中国某些行业和公司现在的高成长性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同。比如中国的寿险行业正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保费收入连续几年高速增长，处于这些行业的主导性公司当然能够获得利润的高增长。其估值水平适当高于国际同行，也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人寿的定价也意味着国际资本市场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的投资价值。在中国人寿上市前，尽管有相当多的大型国企海外上市，但是与国际上同行业公司的定价相比，无一例外地大打折扣。这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被称为“中国风险”。原因在于多数大型上市公司都从国企转变过来，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信息披露不透明，再加上中国处于转型期，制度变化相对频繁。一个例子就是电信行业前几年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时所出现的信息披露和政策不透明所引发的风波。这些都导致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其对中国公司的估值处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甚至在很长时间内，许多公司的股价都低于每股账面净资产。
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中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价一直低位徘徊，投资者损失惨重。
不过，自从今年初美国投资家巴菲特斥资近20亿港元投资中石油的H股后，国内国际的资金似乎一夜之间看到了H股的投资价值，纷纷涌入香港资本市场，热烈追捧H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推动着大量资金涌入香港和美国资本市场抢购中国概念股。这些公司所拥有的资产是人民币资产，但股价却用美元或者港币标价，一旦人民币升值，即使这些公司的人民币利润没有上升，用美元或者港币表示的利润也会暴涨。香港恒生指数今年来已经上涨超过50%，而H股指数涨幅超过100%，成为引领恒生指数上涨的主要动力。“可以说是‘逢中必炒’，只要与中国有关，老股炒，新股也炒；国企炒，民企也炒；H股炒，红筹股也炒。”
这种气氛也传递到IPO市场。11月，中保财险筹资6.96亿美元，国际配售和公开发行都获得高额超额认购，发行方在提高招股价格区间后，仍将发行价定在区间的最高价。公司股票目前价格为3.06港元，比发行价上升超过60%。上周刚刚发行的民营企业长城汽车认购倍数高达680倍。而中国人寿保险的认购资金超过600亿美元。这导致香港金融市场资金吃紧，许多证券公司纷纷提高投资者认购新股贷款的利率，从2%提高到4%。多年不见的投资者排成长龙领取认购表的现象又重新出现。
一般分析认为，当前的海外的“中国概念热”并没有大幅度背离这些公司基本面。但一些观察家对于这种热烈氛围中是否存在投机气氛表示了担忧。1997年北京控股超过1200倍的认购后，香港资本市场大幅下跌。
2000年李嘉诚旗下的Tom.com上市引得香港万人空巷，此后香港创业板跌幅超过80%。
“如今又到中国概念高溢价时期，可万人空巷的后果一般并不好。”这是超前的忧患之声。
＊＊＊＊＊＊＊
此次中国人寿上市，从11月30日始分为红、黄两队，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爱丁堡和伦敦、美国波士顿、旧金山、迈阿密及纽约等地巡回路演。中国人寿一行人除大会介绍，还以一对一的方式面晤了102个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认可令人振奋。王宪章在电话中告诉《财经》，有一投资者在没有见面的时候，决定投1.3亿美金，而见面之后立即改变主意，投资猛增到3亿美金。“3亿美元就是24亿人民币呀!投资者的信任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但也增加了压力，增加了今后一定要把公司做好的压力！”
成果是空前的。巡回路演的关键在于面晤大型机构投资者并获得支持。中国人寿管理层在10余个大城市面晤投资者之后，有100家当即签下订单，下单率几达100%。能与此成绩相当的仅有目前在港上市的中保财险，下单率为95%，但规模要小得多。在国有企业海外上市过程中，在中保财险之前，这个数字最高仅达到70%。
中国人寿定于纽约时间12月17日在纽约交易所挂牌，18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驶入资本市场之海以后，未来的航程必将是风高浪急。不过，中国人寿在2003年末的上市，确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为中国公司涉水国际资本市场的历史留下了精彩一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接受《财经》专访
辅文：王宪章谈上市
《财经》：我们了解到，关于中国人寿是否选择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中介机构曾有不同看法。请问是什么促使中国人寿最终决定选择香港和美国两地市场？
王宪章：首先，我们始终相信中国人寿股份公司的发展业绩、成长能力、赢利水平和资产状况，是完全能够达到在美国上市的条件的。所以，我的信心非常坚定，非两地上不可。
此前，我们进行了大量调查，也对国际上的可比公司做过研究，应该说中国人寿的条件不比他们差，特别是成长能力和赢利能力。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增加，消费观念也在转变——过去都要买房买车，现在则要买保险了。中国的保险业是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作为这个行业的龙头，我把中国人寿比喻成一座金矿：这座金矿已经探明储量丰富，投资者只要少量的投资，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
其次，我认为在美国上市有几大好处。一是美国的监管在全球是最严格的，信息披露的要求标准较高。特别是在“安然事件”后。通过在美上市，将来可以实现高标准的国际接轨；二是对公司的经营理念以及未来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三是为中国人寿的长远发展提供广阔的融资平台；四是可以吸引最广泛的投资兴趣，使国有资产在本次上市过程中最大化的保值、增值。
《财经》：在整个重组上市过程中，中国人寿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宪章：中国人寿是中国第一家通过重组改制进入香港、美国两地市场的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问题要比一般的工商业生产类企业复杂的多，涉及到金融资产本身的质量、重组时资产划分的原则与方法，以及保险业最尖端的精算技术，工作复杂而艰巨。此外，作为国内最大的寿险公司，中国人寿占有中国市场的份额超过海外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在其本国市场占有的份额，而且保单数量与海外大型公司相比亦名列前茅，重组涉及的巨大工作量可想而知。
但是，我认为重组上市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解决好中国人寿历史上出现的“利差损”问题。在国务院、中国保监会及其他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我们精心设计了解决方案，通过公司重组上市带来的效益，妥善解决了老保单未来给赔付资金来源，为股份公司上市铺平了道路。
《财经》：中国人寿下一步目标是什么？
王宪章：中国人寿的目标是最终加入世界一流寿险公司的行列。具体通过以下一些战略步骤来实现：首先是继续保持快速的收入增长；其次是提高产品设计能力与运营效率；再者是严格控制公司的运营成本；最后，以业绩为导向，以期尽快建立一支高度专业化的员工队伍。我们的根本目标是为股东提供长期稳定的优秀回报。
《财经》：中国人寿在治理结构上作何设计？
王宪章：针对投资者和监管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在董事会引入了独立董事并建立了审计、薪酬、风险管理和战略四个专业委员会。同时，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确保对业务、资金和财务实行有效的控制。再有，我们保证所有与中国人寿(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都在公开、公平的基础上进行。
《财经》：在中国人寿整个路演上市过程中，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宪章：我们进行一对一路演的一百多位机构投资者下单率接近百分之百，这创下了国企海外上市里的最高记录。投资者的认可既是压力，更是动力。
此外，就是投资者对公司管理层的看重。有一位机构投资者曾在初期就投下了1.3亿美金的订单，但当在路演后一见到我们，订单立即增加到3亿美元。下单后，他告诉我们就说他主要是想看看管理层有没有现代意识。投资者对管理层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卖公司就是在卖管理层。-本刊记者康伟平李树锋/文
王宪章简历
1952年生，1965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主修对外经济贸易专业；
历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保)副总经理、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8年至2000年任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0年至今，担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此外，还兼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等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