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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私人保镖目前尚未获得我国法律承认，在很多时候，私人保镖几乎是在与法律“打擦边球”当中生存。因此，有人将私人保镖称为“跨在法律界碑上的人”。从事私人保镖工作的夏先生和张先生都谈到，他们和同行聚在一起时，“老板第一，法律第二”还是“法律第一，老板第二”往往会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有的保镖因不能完成老板提出的“非分要求”，被老板解雇；有的保镖被老板认为“不够忠心”，频频失业；而更多的保镖则因为时刻“以老板的安全为中心”而屡屡与法律发生摩擦。
“违法，但不犯罪”
郑先生说，许多保镖都有过被拘留的经历，他本人在短短3年的保镖生涯当中，有过一次被警察带走的经历。有一次，他们在夜总会喝酒，老板与隔壁一桌人发生冲突。其中一人动手打了郑先生的老板，郑先生毫不客气地进行回击。由于对方伤势较重，郑先生被带进派出所不间断的讯问、做笔录后，老板终将其“赎出”。
郑先生说，提起那次被讯问的经历他依然心有余悸。但是，若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地保护老板。“任何时刻干保镖这一行都充满了危险。在国外，保镖为了保护主顾的安全，有时甚至需要挺身而出用胸膛挡住杀手迎面射来的子弹。”郑先生谈到，作为一个保镖，面对老板的命令，首先想到的是服从，然后才是法律。但是，他们也会尽量在老板的命令与法律之间寻求平衡，“如果是杀人放火，当然不干。”
夏先生也向记者阐述了他“违法但不犯罪”的“平衡观”。他说，比如，若老板与某人有过节，让保镖去将某人“教训”一顿，保镖一般都会服从。但在行动之前，会有一番权衡，让自己不至于越过法律界限。他说，“一般来说也就是警告一下，打他两下，但不会太重。”
“平衡木”上的“弱势群体”
但是，这样在“违法”与“犯罪”之间走平衡木的感觉毕竟不是一种享受。夏先生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私人保镖在我国还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可以保护其权益的法规，时刻都面临着被老板“炒鱿鱼”或被警察拉去“训话”的风险。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在法律上得到确认的身份，对外只能称自己是“司机”或“做保安的”。
谈到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行，郑先生说自己有一副好身手，做其他工作不能发挥所长。而且，干这一行结交的大多都是一些上层人物，他希望能借此积累社会资源，为将来转行做准备。实际上，有不少年轻人确实是以做保镖为“跳板”谋得了更好的发展。夏先生便是通过做保镖成了老板的职员。他对这一结果比较满意。他说自己刚从部队退役时，没有其他技能，也做过保安等工作，但报酬太低，觉得埋没了自己的好功夫。后来做了保镖，月工资3000元以上，且比较受老板重视。
但是，虽然衣食无忧，但他们还是经常为自己没有合法身份而耿耿于怀。郑先生说，哪怕在亲戚朋友面前，他都只称自己是“司机”。夏先生则称自己是“做保安的”。这一方面是出于这一行业“保密”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对“保镖”二字怀着偏见甚至敌意，动辄把这一行业与“打手”“黑保安”相提并论，希望有一天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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