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尔山
我问马文·明斯基：“按照您的自我介绍，您作为人工智能研究先驱，致力于‘将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置入机器’，那么，您会不会认为人一般而言是理性的呢？”
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会，假如你说的‘理性’是指‘逻辑’的话。我认为人的思
维多数时候建立在许多小把戏之上，这些小把戏就是类推。当你遇到一个问题，你的脑子就会努力找出一个以前见过的‘相似’的问题，再用不同方法适应新问题的不同之处。”
我立即有了另一个担忧：“随着人类逐渐掌握大脑思维方式，会不会有一天获得未卜先知的本事？那样的话，岂不是再也没有惊喜了？”
又是一个出乎意料，他说：“不会，因为我们面临的每一个状况各不相同，再说，每一个大脑实在是太复杂了，具有无数组成部分，而且这些组成部分还在不断变化，根本就没法预测。”
我打算换一个角度试试看：“你说研究人工智能的目标就是让机器学会思考，问题是，假如真的实现这个目标，会不会从另一方面暗示人其实也跟机器差不多？”
他说：“我认为我们就是机器。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掌握正确方法，对我们自己进行各种各样的改变和改进。”
人怎么变成了机器？“不过，”我想了想，说，“假如您的重点在于强调我们可以改变和改进，这其实是一种类推吧？因为机器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改变和改进，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看作机器。”
他说：“是的，我很高兴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我之所以不喜欢那些宣扬我们生来就是怎样，我们也要终生如此的宗教，原因就在这里。”
我想起他的文章《音乐、思想与含义》，当时他用贝多芬的《命运》做“教具”，打算解释我们应该知道却似乎难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喜欢音乐。
有些音乐容易理解，有些音乐不那么好懂。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浅显而具描述性的音乐，比如斯美塔那的交响诗《我的祖国》中的《伏尔塔瓦河》，“人人都能体会到它描述的是一道溪流变成大河，一路从山林奔向大海。”我说。
他说：“是的，我也喜欢尝试描述事物的音乐。不过，在我看来，什么也比不上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
“那您为什么用《命运》作例子呢？我觉得像《命运》这样的作品，我们非得懂一点历史背景才能欣赏。”
“也许吧，但我觉得，理解贝多芬更意味着懂得他怎样超越他的环境背景，跳出框框，自成一派，创作出可以表达从未有人想要表达的主题的音乐。”
提到音乐，确切地说是在和科学家说起音乐的时候，我会想起父亲说过的一段话：艺术家比科学家更难得，这是因为，假如我们没有牛顿，终归也会有羊顿、马顿发现运动定律，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柴可夫斯基，就一定不会有《天鹅湖》。
明斯基表示赞同，还提出另一个例子：“实际上莱布尼茨就跟牛顿几乎同时发明微积分。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哪怕没有牛顿）人们也会在相差不会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总结出运动定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