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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盘时代，标志着中国地产的成熟程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后”，他象征着某种意义上的价值回归。房地产，归根到底，还是地，对土地的深入思考和长久利用，是城市经营的要害。
王志纲在《大盘时代》问世两年之后奉献给地产界人士的书叫做《城市中国》，非常清晰地预言了一个新的地产时代的到来，政府把它称作“城市化进程”，我则更愿意将其表
述为“后大盘时代”，这样的表述更加符合其与房地产的紧密关系。
在大盘时代，“大”是突出的表征，动辄几千亩的住宅开发蔚然成风，套用《大腕》的语言风格，可以说：要是只有五、六百亩，那都不好意思见人。王志纲先生在大盘时代里至少阐述了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共荣共赢的区域价值再造；另一个就是以企业的行为促动政府的决策。
城市时代的开始意味着企业引导的区域开发正迅速演变为政府主导的城市运营。
这已经超越了房地产的原有范畴，但是最终还是会以房地产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后大盘时代就具备了置于更广阔背景下的理论体系。
首先，后大盘时代是对大盘时代的批判和继承。
书中重要的两处章节“天津造城记”以及“走进香格里拉”是我亲身经历的策划实施过程。其中“天津造城记”的主角天津滨海建设的窦总曾经和王志纲有过一段对“大盘时代”的思想交锋，最后，“大道无形”的主题成了两人的共识，任何技巧性强的房地产手法都已经过时，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化城市运营成为“大道”，其无形的把握尤为微妙。
正好有3000多亩的梅江南和9000亩的张贵庄项目同时在操作过程中，作为实践者，天津滨海公司与王志纲工作室共同寻找城市运营的新方法，在张贵庄的规划策划中，产业，始终是牢牢不放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为整个区域加速发展和持续活跃装上了强有力的发动机。至少，这一点是大盘时代所不能解决的关键问题。
单一的市场化运作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比如说对一个城市的特色理解与定位，非常需要前瞻性和排他性，否则，都叫“浪漫之都”、“休闲之都”就一点也不浪漫和休闲了。
既然城市要引入运营的概念，那就要求城市的CEO抛弃所谓的政绩追求，而是进行保护性的开发，为子孙后代考虑，所以，城市化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命运，书名叫做“城市中国”就绝非哗众取宠之举。
2002年冬天，陪同王志纲抵达云南丽江，由时任地委书记的欧阳坚主持了一个工作会，原意是听取王志纲工作室的前期工作汇报，丽江几乎所有职能部门的大小领导都到场参加，诺大的会议室水泄不通，当王志纲的激情讲演告一段落时，书记按捺不住率先发言：“今天我们不是来听汇报的，而是上了生动的一课。我首先提出，邀请王志纲先生成为丽江战略发展的顾问。”其对城市运营渴求的期望让人感动。
后来半年间发生在丽江的故事，使一座古城搭上了第一班快车，成为城市经营案例的经典之作。
中国的城市都长得差不多的时代应该终结了。我们已经摆脱了苏联工业化城市的建造模式，但我们是否又陷入了欧美现代城市的模式而失去了自我呢？城市中国化，还有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
一本书也许省略了更多的艰辛与曲折，而政府向民间工作室求教问计，而非找外国名牌咨询机构或者是国家级老牌研究机构，就很能说明问题。
曾经问过王志纲：“从碧桂园到奥园的复合地产，从大盘时代到现在的城市运营时代，下一步您的定位是什么呢？”王志纲答：“就是做中国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民间战略研究机构。”
后大盘时代，标志着中国地产的成熟程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后”，它象征着某种意义上的价值回归。房地产，归根到底，还是地，对土地的深入思考和长久利用，是城市经营的要害。想不清时，就留给后人想。欣闻深圳市政府英明决定，沿滨海大道修建保护性休闲区，而不是接着填海盖房。
我们毕竟生活在各自的城市里，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大盘里，城市，才是我们安放身体与心灵的唯一所在。
作者:深圳／王德源·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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