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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几千万农民属于生态灾民，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河南两省访问的农民，正是这样一些生态灾民。在中国边远省区，还有大量这样的生态灾民。这些生态灾民是中国农民最为困难的群体之一。总书记选择走访这样一些最困难的农民，反映了新一届领导人正视国家现实的勇气和自信。
在自然条件严酷的地方，洪水、严寒、干旱、土地沙化，每一种灾难都足以使农民陷
入贫困和饥饿之中。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家庭要从几亩土地里刨出财富，过上小康生活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一个重要的出路就是搬家。
搬家不容易。如果搬家那么容易，他们当初就不会来到这里。然而，要让他们走上致富之路必须搬家，至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要搬家。我们知道，几年前，湖北西部山区的生态环境已经相当恶化，可是农民还在那里伐木烧木炭，把木炭卖给城市的火锅店换钱。
中国几条大河的泥沙，就这样源源不断地由上游输向下游，于是产生了下游的生态灾民。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完全不携带泥沙是不可能的，给它串几个湖泊来调节它的丰水和枯水期之间的平衡，应该是自然规律的要求。但是，在中国的人口压力之下，人进水退，留下了洪水决堤泛滥的隐患。在这样的地方，大量投资解决农业基础设施问题，在经济上是低效率的。农民苟活于黄泛区，其绝望心态，非个中之人难以体味。
帮助生态灾民，是社会公正的要求。我们相信中国农民的勤劳勇敢，也相信他们的巨大创造潜力。但勤劳需要工作条件，创造需要经受风险。依靠几亩地，无论多么勤劳，也不容易致富。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农民保守。其实，农民的所谓保守，正是农民的理性所在。对这样的农民不给予帮助，而去指责他们，就等于遗弃他们。这是不公正的。沦为生态灾民，不是他们的过错，不应该由农民独自承担后果。
生态灾民搬家，方向能否考虑是城市。偌大的中国，目前已经没有多少人地关系宽松的地方。如果把生态灾民迁移到其他农村地区，他们最终还是要移民到城市。人口迁移的经验是，由乡村移向乡村，新居民不容易获得老居民的认同；而城市的融合力更容易消除陌生人的恐惧。
政府帮助生态灾民搬家，责无旁贷。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非过去可比，拿出一部分财力，花二三十年时间，把中国的生态灾民迁移到城市，是完全可能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解决每一个问题都会付出代价。也许生态灾民进城会增加一定的城市就业压力，但这个压力不会太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层次的，在低端就业市场上，逐步吸收和容纳生态灾民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会有困难，但任何困难在中国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这个重大历史任务面前，都必须勇敢地克服。本报特约评论员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相关报道见昨日A12-A13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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