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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昭奎
日本在工业化时代成功地追赶上欧美，在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世界工厂”，那么，工业化时代“日本制造”的主要特点和经验是什么呢？
高度重视生产现场是日本制造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技术革新包括“产品革新”和“工程革新”，“产品革新”主要解决制造什么的问题，“工程革新”主要解决如何制造的问题。最近，日本学者指出，美国擅长的是“产品革新”；而日本擅长的是“工程革新”。换句话说，美国人长于在“制造什么”方面的革新；而日本人长于在“如何制造”方面的革新。
全面地讲，技术进步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两场”，一个是市场，一个是“生产现场”；市场对“产品革新”的推动作用更直接更明显；而生产现场对“工程革新”的推动作用更直接更明显。日本制造技术之所以具有很多优点，就在于日本企业非常重视生产现场。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基础在于生产现场，如果生产现场搞不好，无论采用什么经济政策都无济于事”。
制造企业的“双层竞争”是日本制造技术发展的动力
在二战后的日本，虽存在着很多所谓“不完全竞争产业”，比如农业、服务业以及面向国内的部分制造业，因为长期依赖政府保护，至今仍缺乏国际竞争力。然而，日本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却属于“完全竞争产业”，正是“竞争促进了竞争力的提高”，日本制造的竞争力不仅包括价格、产品性能等为顾客所“看得见的竞争力”、“表层的竞争力”，而且包括“看不见的竞争力”、“深层的竞争力”，“提高能力的竞争”，这包括企业内部、相关企业之间不断地互相切磋琢磨，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努力，对顾客来说，这是“看不见的竞争力”，是“产品背后的竞争力”，然而正是这种“看不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为、转化为价格、产品性能等“看得见的竞争力”。
企业内部“平等化”是日本制造技术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战以前日本企业内部是很不平等的。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企业最高经营者的税后收入相当于新职工的大约100倍，白领与蓝领领取工资的方式以及其他待遇也很不相同，白领拿月薪，蓝领拿日薪；白领和蓝领在不同食堂进餐，甚至连厕所、澡堂、进出工厂的门也是分开的。而在战后日本的企业，包括大企业在内，最高经营者的税后收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仅相当于新职工的10倍上下，企业内部的各种等级差别也基本上被废除了。
伦敦大学名誉教授森岛通夫说过：“日本的企业经营是陆军型的，而英国的企业经营是海军型的。”在西方，海军官兵的制服差别很大，军官有专用食堂；而陆军士兵和军官的制服几乎没有差别，同吃一个食堂。在海军，上级的命令有绝对权威，一旦上级战死，很容易因为失去指挥而溃不成军，至于陆军，经常被教育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因此下级能够跨过阵亡的上级的尸体，接过指挥权继续战斗。日本的陆军型的企业经营就是指日本企业经营是在平等主义精神下形成的一种有利于发挥中间骨干层的能力的经营系统，而英国的“海军型”经营是指在有严格阶级差别的不平等精神下形成的、有利于最高领导人发挥权威作用的经营系统。由于日本企业内部的等级差别比欧美企业要小得多，职工的士气较高，能积极搞技术革新，参加“全员质量管理”活动。日本的经验启发我们，在改革中革掉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是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能革平等主义的命，真正的平等主义应成为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本质特征。
大批优秀的中小企业的存在，是日本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提到日本的优秀的制造技术，人们或许首先会想到日本的那些知名大企业，这当然不错，然而，与此同时却不能忘记那些向大企业供应原材料、加工零部件的千万家中小企业也是日本制造能力的重要源泉。一些严肃的调查结果表明，“日本优秀的制作能力、制作技术是靠市镇上的小工厂、街道工厂来支撑的”，其中，不少中小企业在特定的技术或产品领域成为“世界第一”企业。本人在十几年前去日本考察，了解到有很多从街道工厂、地方小企业成长起来的日本中小企业在某些看来很小、却十分关键的零部件等产品方面占世界市场的比例居世界首位。比如，吉田工业公司制造电器中使用的接线柱占世界产量的60％；京都陶瓷公司制造的集成电路陶瓷管壳占世界产量的90％；麻布契马达公司制造的磁性马达占世界产量的70％；村田制作所制造的彩色电视用的陶瓷滤波器占世界产量的80％；迪斯柯公司制造的用于切割硅晶片的精密刀片占世界产量的90％；还有一家日本自动控制公司，专门制造ＩＣ掩摸的自动检查设备，几乎占世界产量的100％。这家公司只有36名从业员，每台设备卖2000万日元，而工本费只有两百来万日元，价钱是工本费的将近10倍，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虽然价钱贵，用户也不得不买它的产品。
在追求“日本第一”、“世界第一”、“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奋斗过程中，涌现出大批有志向、有才能、有成就的中小企业家。长期研究日本中小企业的日本经济学者中村秀一郎认为，不少中小企业经营者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努力奋斗，他们的敬业精神与经历堪称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人生教科书”。同时，正因为各家小企业小作坊的专门领域很窄，就更能够专得精深，个个怀有绝招绝技，显示出“这样的加工活儿只有我这里才能做”的豪气。
日本的中小制造企业往往高度密集地聚集在某个地区，例如东京大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小加工企业集中之地，连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企业也向东京的大田区、大阪的东大阪市等地的中小加工企业订购其所需的高技术零部件，比如美国硅谷的某家生物技术企业近年研制出一系列基因重组产品，为加工该产品需使用“电子剪刀”对基因进行剪接，而这种电子剪刀是由日本的一家中小制造企业所制造的。
高技术产业化极重要的一环就是把构思或设计变成实物。作为高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如果只有思想家、设计家和总经理，而没有善于动手制作的“能工巧匠”，那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或只能搞交易做买卖。中国科学院院士沈鸿曾经说过，“专家设计的图纸再好，如果技术工人制作不好也白费”。对于真正搞研究开发的高技术专家们来说，最值得憧憬的就是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你有什么新奇的思想和设计，你想制作什么新的试验装置，总会有能工巧匠来帮你忙，把画在图纸上的思想变成实物，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那里的能工巧匠也以“能做出最好的东西、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而感到自豪，作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寄托。可以说，大田区、东大阪市等地正是这样的地方。
日本国民的所谓“工业勤劳”精神和素质是日本制造技术发展的基础
如果把农业时代的勤劳习惯称为“农业勤劳”，那么，工业时代的勤劳习惯则可称为工业勤劳。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向工业领域，他们既继承了传统的“农业勤劳”精神，又经受了工业大生产的严格训练，形成了特别讲求效率，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高度的团队意识和集体精神，努力掌握生产技能，经常加班加点，顽强地掌握排除机械故障的技能等等的工业勤劳习惯。俗话说，“业精于勤”，只有非常勤劳、勤奋的人们才能掌握高度的生产技能和技术。比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曾在国际技能奥林匹克大会上连连夺冠（国际技能奥林匹克是在世界各国交替举行的、在包括车工、铣工、焊接、精密组装、计算机制图等生产技能领域开展竞赛的国际竞技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对制造技术之重视、水平之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1997年以来，韩国取代日本在国际技能奥林匹克大会上连连夺冠。目前韩国的制造业综合竞争力已上升到世界第三，紧逼日本。而当韩国发扬勤劳苦干精神争创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否应反思一下：近年来出现技术工人严重短缺问题的根源究竟何在？当我们全国热捧韩国的球星、歌星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关注那些默默无闻地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技星”呢？
总之，战后日本制造技术的发展，与日本工人具有高度“工业勤劳”精神和素质分不开的。对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可以依靠引进外国技术来加快本国发展，然而，尽管发展技术的策略可以有千条万条，却没有任何策略可以取代本国的、全民规模的勤劳和努力，没有任何策略可以把缺乏勤劳和苦干精神的人们“搀扶”上先进技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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