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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报记者 赵冰 发自北京
一方面，一些行业正在大声疾呼缺乏人才，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中国政府每年拨巨款用于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仍有成绩优异但家庭贫困的子弟迈不进大学门槛；一方面，民办学校遍地开花，另一方面，关于教育是否应以赢利为目的的讨论正在一浪高过一浪……
如何看待教育产业中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以经济学的角度，中国的教育市场应如何解决结构性失衡的局面？12月19日，在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第八场网上对话中，围绕中国教育市场的发展问题，两位专家之间展开了一场深入讨论
对话的一方是北京大学国际MBA美方院长杨壮，另一方是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身份不同，立场不同，在教育市场的发展观上，两人取得了高度的一致
目前中国教育市场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找到中国教育体制的根源，两位专家认为，引进竞争机制，是改变中国教育体制的良方。竞争主体可以是民营、可以是国有、可以是中外办学，也可以是独资。在竞争条件下，中国可以产生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很多诸如就业、信息不对称、素质教育等问题将有望迎刃而解
就业难：并非缘自扩招
大学实现了扩招，但是教育本身对市场还不适应，不能满足中国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才是就业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仅为50％左右。也就是说，到了该离开学校的时间，还有一半的学生没有找到工作。
应届毕业生在今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为212万人，相比去年，增加67万，增幅高达46％。因为1999年是高校扩招的第一年，4年后的今天，这些学生毕业了。
从数字上看，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扩招直接导致了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不过作为高校扩招政策的建议者汤敏，对这一现象的出现有自己的见解。1998年汤敏致信中国教育部，建议高校人数扩招一倍。建议随后被采纳，高校人数一夜间增加。
汤敏认为是不是因为扩招导致了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非常值得商榷。“大学生就业难是宏观的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看，大学生就业难不仅是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工人就业难，机关干部下岗就业也难，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就业难是普遍现象。”“从总体来讲，中国目前18岁到22岁人群的大学入学率不过是15％，如果把自学考试、业余大学排除不算的话，实际上真正的大学入学率也就是7％、8％左右。”汤敏说。
菲律宾的人均GDP和中国差不多，但是教育水平远远高于中国。也就是说，即便在扩招之后，中国实际上仍然缺乏大学生。而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如果这些人不上大学，就业难的现象早在四年前就应该出现。大学扩招从客观上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压力，提高了这部分人的受教育水平。
事实上，相比就业难，存在于现象背后的教育结构性失衡问题更值得关注。在大学扩招之后，有些行业缺乏人才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有些行业的人才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教育本身需要进一步改革，大学实现了扩招，但是教育本身对市场还不适应，包括专业设置、教学教材和教学方法等都还没有完全融入市场，不能满足中国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才是就业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职业培训：重点面向农村
对农村青年进行职业化培训，能够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劳动力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职业教育应率先实行产业化，引入民间资金、以民办形式开展职业培训
中国高级蓝领工人极大缺乏的状况得不到改善，正是中国教育体系不完善、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显著表现之一。
据统计，目前在中国13亿人口当中，有7.1亿的劳动力人口。这些人当中有1.2亿人在企业里工作。在这1.2亿职工当中，有大约7000万人是技术工人。而在7000万技术工人当中，高级技工只占3.5%。现在光是数控机床的操作工，全国就缺60万。
中国这种典型的“金字塔形”的劳动力结构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鼓形”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发达国家，初级工只占15%左右，中级工占50%，高级工占到35%。
按照权威部门的推算，今后几年国企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将会增长25%，达到7500万人。如果联系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背景，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总人数应当翻一番。
杨壮认为，在世界工厂的竞争中，仅靠劳动力的廉价竞争是不够的，事实上劳动力比中国廉价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说越南、印度、孟加拉、这些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可能只是我们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所以我们需要高素质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这就要靠教育来提供。”
令人担忧的是，以中国目前的教育结构，大量的蓝领劳动力尚不具备初中学历，往往没有进行训练就进工厂打工，这样状况可能会削弱国家整体生产能力或者竞争能力。
分析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杨壮认为，目前中国高等学校大量招生的对象是城市青年，从条件上看，城市青年上大学的机会更大，例如北京的高考录取率超过60％。“这时候如果我们的中等职业学校还把目光放在城市青年的身上，学校就有招生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有大量的需求，而另外一方面学校又在萎缩，所以我认为中等学校应该把招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对农村青年进行职业化培训，能够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劳动力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杨壮提倡职业教育应率先实行产业化，引入民间资金、以民办形式开展职业培训，同时，改革培训的内容和形式。
市场竞争：推动教育改革
就业难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应试教育已经落后于一日千里、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反过来，如果还按老套方式培养人才，这种状况将会拖累市场发展的脚步
用市场手段调节教育资源配置，可以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改革注入一针强心剂。让民营资本进入高级蓝领职业培训市场就是完备教育体系的方式之一，从而最终完善中国的教育市场。
汤敏认为，运用市场手段可以创造需求，在教育改革方面，外部约束实际起着比学校本身更重要的作用。“随着大量民营企业需要人才在市场上拼搏，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下，按照政府指令办企业，人才需求自然会扩大。而一旦市场产生了巨大需求的话，那么从人才供给角度来说，改革就有了动力，同时也会有资金注入。”
杨壮强调，在当前的情况下，首先要使教育多元化，不能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通过市场竞争，将会涌现出一批精英学校，形成层次差别。精英学校、知识普及学校以及各种技术学校共同构成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这种体系下培训出来的学生贴近市场需求，就业难等问题也会随之缓解。
当然，多元化的培训必然需要多元化的评判标准，对于过去的升学率、考分等评判标准应该进行改革，而这就要从教育的根本上实行入手。杨壮举例说，中国的好学生门门功课得五分，但是到了美国，评价也许就会不同，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了在学习上。
教育的根本性讨论，说到底就是灌输教育、知识教育好，还是能力教育好。就业难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应试教育已经落后于一日千里、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
反过来，如果还按老套方式培养人才，这种状况将会拖累市场发展的脚步。
但是，在整个教育系统没有完全改过来之前，作为学校、作为学生、作为老师就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往这方面发展，否则学生离开学校就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
通过在中国从事了五年MBA教育的经历，杨壮感慨道，MBA需要远见、激情、胆识，“但学校通过统考政治、语文、历史所选出的状元并不必然具备这些素质。”
民办教育：赢“民”大于赢利
即便不赢利，中国仍然会有很多企业家投资教育。不能低估民营企业家办教育的热情。企业家在办教育反馈社会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心理满足和社会承认
引入各种竞争主体参与中国教育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在入世后的中国已经具备可行性。事实上，中国教育市场这块诱人的蛋糕已经引来众多国外教育机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已达657个，与1995年初的70多个相比，增长了8倍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民办教育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生根发芽。自2003年9月1日起，《民办教育促进法》施行，教育产业化得到法律的认可和支持。
但是，比较国外名牌大学的影响力来说，诞生不久的民办教育尚不具备竞争力，民办教育需要政府创造和公办教育公平竞争的环境。汤敏教授指出，政府应该更注重对《民办教育法》细则的制定，“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法，而是细则，真正影响学校的是细则，所以做细则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慎重。所谓慎重就是要真正听取意见，真正使《民办教育法》起到促进作用。”汤敏说。
而对于开办各种民办教育、合作办学的企业家，甚至公办教育的校级领导来说，自身对教育抱有怎样的心态，可能是在目前教育市场环境变化中需要首先考虑清楚的问题，即面对教育这个特殊的产业，是否应以盈利为第一目的。这个话题由民办教育衍生出来，正在为社会各界热烈讨论。
对于民办教育赢利问题，汤敏认为，不能一刀切，但从实际情况看，教育不是一个很好的盈利手段，很可能会亏损，因为教育是公共产品，国家一定会有投入，这就容易造成不公平竞争。“即使在国外，甚至在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靠教育来赢利都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教育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反馈，或者说更多的是赢‘民’而不是赢利。”
现在，中国的很多MBA项目被当作了摇钱树，杨壮说，“这样的项目维持不下去，通过竞争，市场一定会把它淘汰掉。为什么？如果赢利目标很重要的话，整个教学过程都会存在偏差，教出来的学生未必能达到市场所期望的水平。”
当然，即便不赢利，中国仍然会有很多企业家投资教育。汤敏认为，不能低估民营企业家办教育的热情。企业家在办教育反馈社会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心理满足和社会承认。像陈嘉庚，大老板不止他一个，而我们会记住他，因为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办学校。
教育收费：适宜区别对待
大学收费应该有所区别，而目前一刀切的补助方式，正是政府投了大量资金，而部分贫困学生仍然上不了大学的核心所在
伴随着高校扩招，高校的学费也在上涨，这就给一部分贫困家庭带来了压力，有的学生因学费太高而不得不放弃上学，在中国西部、贫困山区，这种情况尤为令人担忧。
国家对大学的补助现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也就是对于所有上大学的学生，国家同等进行补贴的做法，应该进行改革。
“这样做不合理，因为国家对每个大学生每年7000元的补助来自27个家庭的税收，应该补助有困难的学生，就跟我们的低保、困难补助、经济适用房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我们的大学收费应该有所区别，对于特别贫困的家庭应该全部免学费，对于那些有一定困难的可以免部分学费，对于比较富裕的家庭应该全额交学费，这样拉开距离，再加上贷款，就能解决上学难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合适的方式。而目前一刀切的补助方式，正是政府投了大量资金，而部分贫困学生仍然上不了大学的核心所在。”
最后，杨壮认为，高等教育一定要收费，因为学费高低反映了学校的含金量。因家庭困难，不能支付学费的可由学校拿出部分资金进行资助。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2月22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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