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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觉醒了吗？2004年的中国将呈现出哪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是否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阻碍中国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国提供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
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媒体，《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将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商业、学术领袖与高级政府官员，共同探讨2004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并作出某种或许过分大胆的
预测。我们期待，这种讨论能够增进世界乃至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
12月20日--21日，本次年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新浪财经全程图文专题直播本次会议。
以下是(专题论坛四：新国资时代)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放生先生发表演讲：
周放生：我刚刚从匈牙利和俄罗斯回来，我们这次考察这两个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跟我们的话题是一致的。我在出国以前，因为我第一次去过这两个国家，出国以前受到媒体和学界的影响，觉得至少俄罗斯经济改革或者国企改革是一无建树，但是考察以后，他们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他们有些方面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我的感觉我们在研究国际经验方面有偏差，我们几乎精力全部用于研究西方，几乎学界、媒体很少有人在现场客观地研究这些国家经验和教训，为什么要谈一个是有偏差，西方的制度体制毕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是转轨国家，匈牙利、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他们是转轨国家，因此他们在转轨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我认为更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比如捉我这次考察两个国家，匈牙利是一个渐进式改革，跟我们中国走的道路有相似之处，他没有采取休克疗法，他的国有资产管理，他没有采取政府机构像我们设立国资委这样的机构，他只成立国家控股公司，而这个控股公司是独资的，使我没有想到的，这个公司的董事会只有一个政府官员，财政部的副部长，剩下的全部是社会的各方面的专家，董事长是不大配大学经济学的教授，而且是兼职的，我当时问你们这样的治理结构，你们的精力、能力、责任、激励、约束是怎么建立的？他给我讲了一大套，今天只有十分钟，我不可能介绍我在匈牙利、俄罗斯考察的感受。比如说俄罗斯，俄罗斯休克疗法仅仅就是两年时间，我考察的感觉好象跟胡先生的感觉不完全一样，他先画的一个打圈，这个圈是不许自由化，目前为止俄罗斯政府手里拿着9081个大企业，他们每年有一个私有化计划，向全世界公布，并且公布这些企业我放出的产权比是多大，我出售的底牌示多少，我在什么范围内进行竞拍，他是这样一套做法，还是在法制化上不断地往前推进。我觉得有些方面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我建议我们学界的同仁们，能够在关注研究西方的同时，也拿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东方，研究跟我们相似的这些体制国家的转轨问题，可能对我们中国的国资改革和国际改革更有价值。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我们转回来研究我们国内的问题，现在应该说国资改革十五年，因为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是1988年成立的，国企改革二十五年，我在这个过程一直在参与，我认为我们国企改革，想来想去其实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市场化问题，二十五年改革基本上解决了，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已经足够大了，甚至已经有有些矫枉过正了，这个矫枉过正是跟市场经济国家一个企业经营者的权利相符，我想项兵教授都是研究西方的，你们应该有体会。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解决企业制度体制的市场化，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是我们今后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需要来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企业制度体制的市场化，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放税让利市场化的开放来解决，解决第二个问题，解决企业制度体制的市化的时候，是需要政府出资人来推动，在这个时候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是恰逢其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解决企业制度体制市场化的时候，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这个工作刚刚开始，这项工作最缺乏一张蓝图，现在没有，包括北京市也没有，因为我是全国各地都跑到了，现在有的省刚刚在研究，究竟我们国有经济战略布局是什么蓝图，哪些是不允许进入市场的，哪些是不允许多元化，那些是需要控股的，哪些是需要放开的，需要市场竞争的，哪些需要明确退出的，哪些需要进入的，这些方面都没有说清楚。说清楚之后还需要不断实施，而且方式上是出资人推动市场化运作，并购、重组，像最近我们换股兼并方式开始了TCL做得越来越多了，国际上主要是换股兼并，哪有换现金的。
第二个，国有企业改革，刚才诸位专家都讲到了，我们国企改革，吴敬琏老师上次会上讲“行百里半九十”，我说我们还没有到九十，可能最多只到五十公里，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大量的问题要研究。刚才张春霖讲了，俄罗斯七十年代就有社会保障制度，他们的人和企业是分离的，我们到现在为止人和企业是粘连关系，人和企业什么概念？企业是一个皮，人是那个毛，皮和毛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大量的问题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最近发的国有改制文件其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本身有大量的问题要解决，跟社会保障基金的关系，两种方式，一个是换一部分股，另外变现，我们社会保障基金是不是很好的出资人，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也值得研究。
第三个问题，出资人要对自己所持有的股权如何行使好出资人的职责。今后的一个新的管理时期，对出资人来讲要解决这么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解决起来，应该说比过去前二十五年，我们已经基本解决的企业经营方式的市场化要难的多，应该说国有企业改革今天进入了最复杂、最艰难的一个时期，真正进入了攻坚阶段，这个时期我们想至少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解决第二个问题或者完成第二个目标。我就谈这些看法，谢谢！
项兵：谢谢周先生，其实在很多方面，我和周先生有很多共鸣，包括我们张春霖先生研究的一些东西，研究印度、研究巴西，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可以出世界级的企业，金融时报进行问卷调查，全世界最受尊敬的90家企业，两家来自于印度，两家来自于巴西，一家来自墨西哥，没有一家来自我们国家。而他们的经验给我们的借鉴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练的是后发制人，他们是以小搏大，现在中国的企业是后至人，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是以大搏小，以强加弱，加上转制问题，回到一个思路的问题要学最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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