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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先生在专题论坛现场
“中国已经觉醒了吗？2004年的中国将呈现出哪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是否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阻碍中国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国提供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
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媒体，《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将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商业、学术领袖与高级政府官员，共同探讨2004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并作出某种或许过分大胆的
预测。我们期待，这种讨论能够增进世界乃至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
12月20日--21日，本次年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新浪财经全程图文专题直播本次会议。
以下是(专题论坛二：区域竞争力)华远集团的董事长任志强先生发表演讲：
何志毅：下面请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发言。
任志强：实际上所有投资者都选择政府或者选择一个地区，但是在中国这么大范围之内，可能可以选择一个政府，我想讲四个因素：第一因素就是政府因素。一个政府开放程度和这个地区的竞争力有关系，如果你只信企业，不信外来资金，你可能不会有开放的心态，像我国乾隆皇帝把自己封闭起来，首先取决于政府的决策，你们开放的程度和开明程度这是你的观点，如果你开明，你只干你该干的事情，我们政府常常做自己该干的事情。第二是政府的信誉。我们现在的政府的信誉应该说是很强的，但是政府的信誉强主要表现在国际方面，中国人说话算数，利率说不变就不变。但是在某一个地区不是这样，在地区政府常常和政府的信誉有关系，常常是开门引进来到了以后就不行了，这就是政府在很多地区在吸收外资的时候提出了好多条件，但是在到投资以后就改变了一些条件。如果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来说，政府不会随便改变自己的政策，美国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它垄断性的程度已经很低很低了，比如有线电话，在最初建立有线电话的时候，政府没有承诺，政府为了守自己的信誉，所以他不能否定或违背自己的承诺。第三，政府的效率。如果政府效率很低的话，可能也不具有竞争力，政府的效率在竞争力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可能政府的投资效率要在第二年才能实现，所以政府的投资效率就会下降。我想第一个区域性的概念，政府的信誉因素是很重要的。尤其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中突然政府没有了怎么办，一个是离不开政府，什么事儿都要政府，另外政府习惯于管一些不该管的事，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和一个地区是否具有竞争能力是密切相关的。很多政府老爱说我们的经济实力如何如何，我们现在条件如何，其实更重要是政府本身的情况。
第二个因素就是市场的因素。这里可能有分三点，一个是市场规范化程度，这里包括了市场竞争的壁垒，市场干预程度，或者市政府融资的情况，规范化所地区的要求是强势的政府不能靠行政手段实现强制，而靠市场的手段来进行强制，市场规范化恰恰是被政府忽视。很多政府都说为了吸引外资，或者吸引其他资金进入，我们提出好多优惠政策，给这个企业优惠政策，给不给那个企业优惠政策了以后再说，其实在其多企业优惠政策到一定时候给这个企业，但没有给那个企业，形成竞争起点不一样，因此在市场规范化程度上，和你能不能维持市场竞争里是有直接关系的。第二，就是市场的机会，实际上企业需要的不是优惠政策，而是你创造市场机会，这个市场机会包括你企业发展与交易的成本等等其他方面，如果你能创造市场的需求，那么投资者看中的是你的需求，而不是你给多少优惠政策。三年前去海南，那儿有很多楼盘，说这个楼我一分钱都不要，你去替我经营，经营四十年以后再还给我。我在思考我把楼建好以后，你是不是有需求，有人租没有，有人住没有，如果没有人住把楼建起来有什么用，因为你不能提供需求。另外一个就是市场风险的问题，市场风险也和政府有关系，比如说经济的基础，市场的风险一个是在政府的信誉，一个在于提供产品的能力，如果你没有提供产品的能力，或者说在城市市场机会和条件过程中，你不去提供，或者你不允许提供监督，可能市场风险会加大，我说市场的风险不是经济上的经济周期、物流关系，这些政策性的风险对市场的风险是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突然把市场政策转变了，很多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在抱怨，突然把黄标换成了绿标，如果三年以前要告诉我，三年以后要实行绿标标准，我就不买黄标车了，这就是一个市场风险。
第三个因素，城市由内向外的辐射能力，或者城市和周边的辐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城市常常是以自己为界划一圈，尽可能向市中心靠拢，所有城市规划也好、发展也好都是怎么样向市中心靠拢，而没有达到外辐射，这会造成一定制约因素。比如你对周边城市的影响力，或者说你能吸纳非城市人口的能力，这就是你外辐射的条件，你不仅仅是要把自己的人稳定住，还要有对外部人的吸纳能力，这是和你的机会成本是相关的。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可能吸引到人才来，促进你这个城市整体提高。对于周边城市也很有关系，如果都是同类，他们相互排斥，如果你互补的，比如刚才说内蒙愿意做中国的加工基地，而不是做世界的，如果他和北京竞争工业市场它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跟最优秀的城市包括做资源整合，产生一个同性排斥，其实人家比你早一步可能就早了十步，你可能已经晚十步。在这个方面来说，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问题，没有互补性或者没有向外的辐射，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个因素，不可替代性的因素。比如自然、交通、环境，比如气侯、原材料、工艺如果是不可替代就可以说是优势。你要作为竞争优势的话，你要有不可替代的东西，才能成为你的竞争优势，比如北京的优势就是国际优势，这是一个最强大的优势。第二，可能是教育方面的问题，要想接受最好的教育，就要到北京，所以外地的学生都想进北京有很多相关的东西附带在这里面。再一个就是文化方面来讲，三包可能是在北京延长的，因为北京具有这么多优势，这个优势是在递减的，在开放和垄断被消除之后，政府审批被削弱之后，北京最大的不是优势的东西就是缺水，北京被评为最不适合居住的城市，相对来说，如果丧失了一些优越性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就不是越来越强。当然条件是在政府控制下，反过来说，政府如果认真判断自己的竞争能力和区域竞争性的时候，用不同的理论来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们在任何一个城市里可能都会看到各地用税收来吸引不同投资的现象，每个人都很清楚，用什么样的税收他可以吸引其他人才。在市场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单靠这种办法已经不足以加强市场控制能力，因此在同质化是国际化流程条件下必须选择自己的定位，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自己，自己的竞争力。我们认为如果这个城市具备这样一些条件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竞争能力就会加强一些。我们可能不缺其他的技术，可能也不缺管理，但是相应的技术生存的条件不具备，区域的竞争力就会减弱，因此整个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弱。
何志毅：谢谢任总用自己的实践总结了四条评价核心竞争力的标准。他看到了城市之间的互补性，以及这个区域，在这个城市和周边的城市能不能互补，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观点。他把政府的信誉度看得很高，中国的政府在外面信誉很强，在家里信誉不高。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是“开门引资、关门打狗”。
任志强：我在九十年代初期曾经在南方一个城市收购一个企业，我为了放心让政府22个机关都盖了章，但是一旦当我投资了以后，突然发现他们仍然控制不了之，工厂就给了我一半，现在房产押在我手里，地只拿了一半，本来说我满足当地的工厂、税收，我可以完成一些贷款，本来是连本可以贷的，突然说地方政府无权减税，这就是约定的变化，我们跟政府打官司已经打了十几年了，反正他也不肯让法院接受我这个诉讼。所以，我把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虽然这个厂子的牌子没有动，但是相当一部分生产力已经转移了。我有了这样一次教训以后，可能政府的信誉将会成为稻草。在北京市也一样，政府先借我的钱说后期再还给我，不要以为北京的各区的政府就没有，现在还有好几个区欠我的钱。
何志毅：丁市长你同意他这个说法吗？
丁世显：我同意这个说法，政府的信誉是一个城市竞争力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还不是政府不讲信誉，没有地方可讲信誉，我赞成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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