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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觉醒了吗？2004年的中国将呈现出哪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是否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阻碍中国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国提供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
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媒体，《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将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商业、学术领袖与高级政府官员，共同探讨2004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并作出某种或许过分大胆的
预测。我们期待，这种讨论能够增进世界乃至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
12月20日--21日，本次年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新浪财经全程图文专题直播本次会议。
以下是(专题论坛二：区域竞争力)论坛主持人北京大学何志毅先生与中国住宅产业商会会长聂梅生女士探讨未来城市核心竞争力和政府的关系：
何志毅：我想问一下中国的区域核心竞争力以后的城市核心竞争力和政府的关系有多大？城市所在这个区域有许多的竞争能力，这个能力和市政府的培植或者促进，是主管形成还是客观形成。我今年到温州采访，温州的企业家说温州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跟市政府没有关系，市政府跟中央政策跟得很紧的。所以他们的意见是温州形成的局面，形成这种经济的发展势头跟市政府没有关系，主要是文化的因素造成。另外再举一个例子，TCL在广东惠州这个小城市崛起，这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李东升的背后有一个人，是现在的深圳市市长，当年的惠州副市长，市委书记，后来广东省的副省长，李东升到惠州的时候是1988年。十五大结束以后惠州市政府提出一个，说中央之所以提出十五大，一定是有人在干十五大，有人干十六大的事情，所以十五大一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想中央十六大的精神是什么，要想干什么，我们按照十六的思路来干工作。所以之所以有TCL这样一个企业能成功，背后跟政府很有关系。原来李东升一直不愿意讲这个公开，去年这个事情被公开了，承包结束以后他们想占到49%以后，实际上因为彩电的竞争能够做到，但是也做到了四十多，再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进来，现在市政府不是绝对控股了。所以惠州工业的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好象跟它的政府关系很大。我们想听听聂部长的意见。
聂梅生：这个问题是和各个区域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是有关系的。比如一些大的政策，在中国改革开放一些大政策的出台一定是政府引起的。比如说设立深圳特区，如果政府不给深圳特区这样的政策，深圳特区是起不来的，如果没有等效的南巡就不会有浦东浦东的发展，如果有西部开发的政策出台，就不会有西部城市目前的发展，当前是建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这样一些大的、阶段性、战略性的政策一定是由政府出台的，如果没有就不可能有整个区域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和全世界各个国家一样，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是不一样，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发展水平上，政府的作用我个人认为不应该都是一样的，不一定这件事情在这个城市是成功的，复制到那个城市就一定成功。我举一个国外的例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说美国总统福特他那一届政府做的是很平和，要说他做了许多对美国惊天动地的事情，他没有，他不是这样一个总统，但是他的特点是美国不能够有太多的变动，他应该比较平衡。就选了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动总统，最后福特结束了他这一届以后，美国有一个评选，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总统，很多人都很奇怪，没有觉得福特干了什么。评委会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干才能评上。所以就说明了问题，美国在战后发展比较平和，比较繁荣的阶段，不需要政府做什么事儿。
所以我觉得在各个城市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作用是不一样，我们国家现在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当中，就更为重要，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什么都管的政府过渡到开放型的政府。确实应该考虑政府在各个层面的作用，就比如温州，如果温州把政策放开可能就没有今天。
何志毅：你是主张核心竞争力自然形成。去年我也去了内蒙，我们院里有一个人是内蒙，后来当了包头市副书记，我去了内蒙五个城市，我到了呼和浩特以后，大家说北大的著名教授何志毅先生来了，其实是引我说要转变观点。你去过内蒙，你觉得内蒙的核心竞争力，也不需要学北京、上海、深圳，这个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聂梅生：我到呼和浩特、包头都去过，我很同意你的意见，中国是需要保持西部这样城市的特点，本来人口密度就不大，本来就不是一个工业密集的城市，就不能把它变成工业密集的城市。我举的例子可能会得罪在座的人，呼和浩特最高最高的楼，卖的最贵的楼，卖最贵的楼是学潘石屹的SOHO，结果卖不出去，因为那个地方不需要那么高的建筑，不需要这样的东西，所以那个地方就接受三层到四层的多层建筑，我说千万不要搞密集的板楼、小电梯什么的，这不符合传统。它的传统是游牧民族形成的，所以它不需要他们高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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