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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之三
权威报告陈文玲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
不和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那么，浙江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成功实践，在哪些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呢？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又是什么呢？
如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能否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能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创造新的辉煌的重要保证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近十几年来保持了高速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划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统计口径，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商经济。按这个统计口径，到2001年公有制经济占ＧＤＰ的66．8％，非公有制经济占33．2％，其中私营经济占ＧＤＰ的22．3％，港澳台经济占5．1％，外商经济占5．8％。但从浙江调查的实际情况看，私营经济所占的比重要大大高于这个数字。目前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中相当比重的集体经济正在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把股份量化到个人，转向产权关系清晰的新型企业。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也大量出现。据了解，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发生这种变化。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今后在竞争性领域国家将不再投资办国有独资公司，一批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退出的方式，也更多地采用浙江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的做法。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后，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明确提出了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将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的战略思想。做出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部署，明确提出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毫不怀疑地说，未来5－10年内，私营经济将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活力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助推器”。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成为重要的所有制形式。但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这种所有制形式将建立在产权边界清晰的基础上，其投资主体也将越来越成为民间资本，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仍是这种经济形式的发端和基础。
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人大立法通过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保护个体私营企业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例。几乎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党委、政府都单独或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定、指导意见或专项决定。近几年到浙江省考察并借鉴浙江做法的省市已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源，已成为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共识和行动。
面对非公有制经济这样的发展趋势，我们仍有一些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和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毫不动摇，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而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时却瞻前顾后，至今还把这个问题看作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当然，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时间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畏首畏尾、不敢放手发展的理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障碍，首先来自我们自身，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身。我们党已经从重大理论和政策上统一了认识，但在实践中，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和引导的具体政策和管理办法仍圄于传统的制度约束，来自思想观念的障碍也远未彻底破除。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浙江省和全国情况看，个体私营企业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有利于更广泛地调动广大群众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重要战略思想。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样肩负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是中国经济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保证。个体私营企业主，是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分化、分流出的新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繁荣稳定的积极力量。
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正做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布局上，除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进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工作中既要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又要注意克服它的消极影响；既要积极鼓励、支持、引导，又要依法监督管理；既要促进其上规模快发展，又要帮助它提高素质、上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要通过自身努力和公平竞争实现，而不能依靠国家的行政命令去维持，更不能以压抑一部分生产力的发展和保护落后为前提。公有制经济的命运，不取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程度，而取决于其自身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状况。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就是在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有进有退，退而有序，退而顺利；进而有为，进而有利，在市场竞争中找到自己的适合位置。用腾出来的资源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强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入非公有制经济不愿进入但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浙江省在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实践，就是对此有力的诠释。
如何使人民群众成为创业的主体、市场的主体、投资的主体、产业创新的主体，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这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内在冲动
浙江调查中我们发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浙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国有企业安置下岗职工的压力。“九五”期末，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私营经济从业人员为285．2万人，比1995年增长1倍，年均增长15．5％，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的48．9％。在城镇新就业人员中，有近70％在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就业，比1995年提高21％。到2002年底，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达679．8万人，加上外出务工人员，从业人员已达1000万人以上，占全省劳动力总数约1／3。这些年来浙江省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还吸纳了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可以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最大的功绩，就是使人民群众成为创业的主体、市场的主体、投资的主体、产业创新的主体，他们既是先进生产力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如果说，在传统的国有企业就业，是国有资本创造了就业岗位的话，那么，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就是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就业岗位，抑或是自己为社会创造了就业岗位。
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明清两朝525年间，我国人口从不到1亿人增加到41000万人；民国38年间，又增加了13000万人；建国后51年我国人口从5400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26000万人，比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五个国土大国的总人口还多7亿人。就业问题是我国目前和今后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从未来10年劳动力供给的压力看，中国未来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将达750万－100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将达1200万人，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再就业预计每年还有500万人，劳动力供给每年将达到2500万左右。而最近几年城镇提供的就业岗位，最多只有1000万左右。从全国情况看，目前象浙江省这样已经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的地方还不占多数，如果这种局面扭转不了，专家预测，我国到2013年将会形成2－4亿人因失业形成的城镇贫困群体，不仅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被巨大贫困问题所拖累，也将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动因。
是靠千百万人创业造就就业岗位，还是靠伸手向政府、向社会要就业岗位，实在是解决我国这一重大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浙江省温州市，一对夫妇用下岗得到的5000元人民币开始创办大虎打火机厂，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击败了日本、韩国和国内众多的竞争对手，成了中国打火机第一企业，并带动温州形成占世界打火机市场90％份额的打火机产业群和“块状经济”。而在中国东北大庆，一名拿到13万元买断工龄的职工，带着下岗的失落和钱越花越少的忧虑，毅然悬梁自尽。温州不少创业者这些年走向国际市场寻找创业机会，据说有很多没有多少文化、甚至一句外语都不会讲的妇女，背上商品漂洋过海，已经成为他国土地上的成功经营者。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温州人经商的身影。而我们目前还有很多经历过数十年寒窗之苦、满腹经纶的莘辛学子，面对市场竞争的选择竟不如温州一个普通的创业者，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就业观和创业勇气的差距，造成了个人选择的差距；个人选择的差距，造成了人的聪明才智在市场竞争中能否被深度开发的差距；人的潜能发挥的差距，造就了生产力发展的差距。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成为创业的主体，如果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首先成为创业的主体，如果政府为人民群众的创业创造了更好的政策环境，就业这一难题将有可能迎刃而解，起码可以大大缓解。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的创业行动，肯定是从创办个体、私营企业开始，从中小企业开始，从自己擅长的技术或专长开始。鼓励人民群众创业，也就毫无疑问地必须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加快建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目前我国个体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已超过了8000万人，而国有企业的在岗职工人数只有5000多万人。1997－1999年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平均每年下岗职工1600万人，而每年新就业的人中就有700万人被非国有企业吸纳。据测算，国有企业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最少需要投资1万多元，700万人就业需增加投资700亿元，这对国家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和一笔巨大的支出。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不增加国家财政支出的前提下，拓宽劳动力就业门路，减轻了政府的就业压力，缓解了社会就业矛盾，增加了人民众群的收入，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市场繁荣，这实在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举多得的“金钥匙”。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政策支持的重点仍然是国有企业，我们的口号仍然是扶大、扶优、扶强，这是严重的战略性“失偏”。我们应尽快把政策支持的重点放到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放到加快建立中小企业支持体系上来，利用和调动各种政策和资源，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创业，鼓励创新，鼓励发展，依靠市场、依靠民众、依靠非公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就业问题。
如何加快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形成一个以东带西、以城带乡、东西互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格局，这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路径，也是加快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始于50年代后期形成的二元户籍制度，特别是1958年1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将居民区分为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国家还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和城市人口的配发粮票、布票等十几种具体制度，从而严格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自由迁徙。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除了户籍制度外，束缚农民流动自由的制度基本上都被打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这种落后的户籍制度最终也将被取消。世界上很多国家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过程；就是让大批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通过不同渠道进入城市，完成身份彻底转换的过程；就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浙江省经济的发展也在走着一条这样的道路。从农民的自由流动、自主创业，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到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市场化、商品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迅速向专业市场和工业园区集中，劳动力跨地域流动，以工业化带动乡村城市化的格局逐步形成。从专业市场演进为城市、从特色工业园区演进为城市、从小城镇演进为大城市、从农民演进为市民，从单个城市演进为城市带、城市群、城市圈，从城乡分割演进到城乡一体，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演进到一元结构，浙江经济描绘的实质上是未来我国农村城市化的美好前景。世界各国城市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英、美、日及东欧一些国家，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大城市集聚；一种是法国、南斯拉夫和前东德、西德等国家，农村人口分散地向中小城市集聚。浙江的做法不同于这两种模式，其突出特点是，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地创造了人口的转移和聚集，就地创造了城镇和城市，就地创造了建立在农村的工业基地。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农村现实的正确选择。
从浙江调查的情况看，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脱颖而出，专业市场群体的迅速形成，“块状经济”的产业集聚，大批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进程的加快实现，使农村几千年积淀的封闭状态、自然经济状态、低水平发展状态和贫穷恶性循环的状态被打破，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中国农村正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则是造成浙江社会经济结构加快转型的主要角色。
在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经济规模扩大、民间投资活跃、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的情况下，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区域发展战略，已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总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再造加速发展的新机制，进一步加快东南沿海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使之率先实现现代化。形成以东带西、以城带乡、东西互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格局。要形成这样的格局，一个重大的思路是，对民间资本已经成为投资主体的地方，对产业集聚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对城市之间已经或将要连为城市带或城市群的地方，要特别珍惜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和效益。使其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形成若干中小城市组合成的城市带动型经济圈。只有经济发达地区大面积实现城市化，才能对农村发展、西部发展起到更大的带动和互动作用。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仅在新疆创业的浙江人就达15万人之多。新疆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养殖厂等企业，都是浙江人开办的，在新疆阿克苏，浙江人陈永军历经十几年办起来的“三江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养殖生猪年产已近10万头，是西部5省区最大的养猪场。据说，年收益达300万元以上的浙江人在新疆开办企业的数字已达几千家。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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