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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报记者 李卫玲 发自北京
没有人怀疑长三角蓬勃发展的势头。但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中国其他地区，我们关注：西部天生就发展不起来吗？区域里的重复建设很可怕？珠三角发展前景如何？渤海银行和东北亚银行对区域发展有多大推动作用？中国未来应该有几个金融中心？中国的城市发展应该如何定位？
12月16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北京大学经济学杨开忠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柏兰芝博士，共同做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浪网、国际金融报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第六个专场“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三位嘉宾对以下问题做了深入分析。
东北艰难转型
寻找比较优势
东北过去是一个重工业基地，解放之后，政府的大部分重工业投资都投在东北。由于大量的投资，东北建立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东北当时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有相当丰富的资源，比如木材、煤、石油；二是刚才提到的重工业优势。
经过几十年的开发，现在东北的资源优势已经丧失了。重工业的优势，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开放了门户，因此这些重工业的基地就暴露在全世界的竞争之下。在这样一个竞争格局下，它的技术、它的管理远远比不上别人。那么，东北新的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
茅于轼认为，东北发展新的比较优势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不要做太大的技术和太复杂的装备，那种装备在世界竞争格局下很难竞争得过。东北的技术人员、工人现在再做一般技术的加工品，可能会有优势。
第二个可能在于，未来十年里，有可能发展出新的国际优势来。如果俄罗斯、蒙古，朝鲜政治上能够搞到一块，这将是东北一个非常大的潜在机会。朝鲜现在也开始改革，如果能够在政治上松动的话，图门江流域方面是非常有前景的，不管是制造业、农业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机会存在。
转型带来商机
柏兰芝教授指出，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跟西部大开发完全不一样，老工业基地的转型肯定是非常痛苦的，事实上全世界都是这样子。今天国内有很多城市都在做汽车梦，希望变成芝加哥，但是芝加哥也面临着非常痛苦的老工业转型。还有更早的英国工业基地，像曼彻斯特，它们到今天都没有转型成功。转型非常痛苦，而且肯定需要时间。
世界上也有成功的转型经验，像美国东北部的钢铁工业城包括匹斯堡。当初在70年代、80年代，大家对于匹斯堡转型非常不看好，但他们还是走出了一条路。这些地方转型成功的秘密就是因为他们把转型本身变成自身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比如他们光是研究严重的工业污染要怎么解决，这本身是一个产业。然后煤不行了，就研究怎么样有新的能源替代，这本身又变成另外一个产业。其实老工业基地这个转型本身就会带来机会、带来商机。
国家日前正式启动了“振兴东北”的100个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和农产品加工等东北传统的优势产业上。对部分新建项目，国家投资只占一部分，其余的资金则全部依靠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
杨开忠教授表示，东北重工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次开发的100个项目里，主要两类项目，一个是公益性的项目，包括交通和生态建设。对于这类项目，国家为了支持东北的发展，利用国债资金来进行一部分投资，其余由地方通过各种渠道自筹，包括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这类项目应该说没有历史的负担，所以民间资本和外商进入的积极性会比较高，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开发度和足够的政策。另一部分项目大都是潜力大，市场前景好的装备制造、原材料加工，对于这些项目，国家是进行贴息贷款。
茅于轼则表示，现在中央的方针还是用国家的投资来吸引民间投资，这个政策能不能成功，还是一个问号。开发大西北的经验，在他看来也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商业太不发达，交易费用太高，政府干预市场太多。
解除“锁定”
东北落后的原因是观念、体制和技术上被锁定。东北要发展，就要解锁。
杨开忠指出，东北的人口在一亿左右，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也就是说市场的成长性非常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东北关键问题就是锁定，首先是观念被锁定，过去在计划经济下，东北是最辉煌的，它的观念被锁定。第二是体制被锁定。第三，整个在技术上被锁定，比如东北地区相当一部分是以矿产、能源为基础的，他们习惯躺在上面吃这碗饭，没有想到未来会变，资源会尽。
杨开忠说，既然东北落后的原因是锁定，东北要发展就一定要解锁。一要改变等、靠、要的观念，这些观念尽管这些年已经大大改善，但是仍然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二是应该再造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东北经济过去乃至现在是我们国家国有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要怎么想办法改制，使它更具有活力。
另外，在构造微观结构方面，应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解锁的话，政府必须坚持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东北的锁定不仅仅是观念性的锁定，还有结构性的锁定，相当一部分是资源被锁定，对于这类城市，政府应该采取一些引导性的产业政策，引导转型。
柏兰芝表示很认可杨开忠的“锁定”和“解锁”之说，并进一步阐述了应该如何解锁。她说，就全球来讲，不管是汽车业或者是各种产业，所谓的垂直、解锁的一个过程，更多的其实是外部化，或者怎么样策略联盟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重组。
全球市场变化非常快，原来那种恐龙式、一体化的生产结构来不及适应全球市场的变化，汽车业、高新技术产业大量都是外部化。东北一些大型的企业在解锁的过程中，把生产过程部分外部化，这实际上就是民营资本跟台资能够切入的一个好的机会。
西部发展待加速
西部落后除了和政府有关系外，茅于轼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有些地方应该说它天生就发展不起来。
世界银行最近所做的对于中国十几个城市的投资环境的一项研究表明，投资环境最好的是上海和浙江，西部几个地方就大大地落后。茅于轼指出，这个投资环境的研究主要是政府的行为方面，这可以看到西部落后的原因跟政府有关系。东部的老百姓瞄准的是市场，西部老百姓瞄准着政府，都希望有一个大锅饭吃，希望争取一个政府的项目。希望政府官员疏通关系，这是西部人的一些习惯。除此之外，茅于轼认为，有些地方应该说它天生就发展不起来，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例子。
茅于轼曾经研究过美国各个州经济发展的比较，他说，应该说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人的流动、资金的流动、设备的流动、商品的流动都没有任何障碍的。
杨开忠表示，西部落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部地区跟国际环太平洋经济中心距离非常远，所以它的产品出来运到市场的时候，它的成本就会很高，缺乏竞争力。二是西部内部各个层次、各个聚落之间相距的距离非常之远，是大部分，不是所有的，这样使他们交易成本非常大。三是不仅市场规模很小，而且人口密度非常低，这是西部落后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
杨开忠说，这样来看，西部应该重点抓两个战略。第一个，西部大开发如果真要大开发的话，应该压缩西部的人口和经济的地理空间，包括退耕、退木、还林、还草。这也还是不够的，有些不仅要退耕、退木、还林、还草，还要退人居，就是要发展别具一格的、与众不同的特性去参与竞争。
重复建设不可怕，关键要看这种投资主体是政府还是民间。
另外，“各自为政”的问题造成了区域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障碍。
茅于轼说，各自为政表现为重复建设，但关键问题是看这种投资主体是政府还是民间。如果是民间投资的，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产业应该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有人是诸葛亮能够预先知道一切的事情，我们认为它各自为政不好，也许经济就要求它这样。民间投资它会自己照顾自己，它不会乱花钱。杨开忠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重复建设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
珠三角南进北伐
CEPA的即将实施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未来的珠三角描绘了怎样的发展前景？
杨开忠说，由于珠江三角洲是比邻香港的，在一体化中，它是最大受益者。当前从珠江三角洲来看，CEPA一方面会使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不仅仅是制造业会使珠江三角洲接纳很多从香港外溢出来的资本，还有一些服务业，特别是分配型服务业和个人服务业也会受益。所以，这样两种效益最终会加速广东珠江三角洲和香港的互补，加速向全球型的城市区域转变进程。
由于珠江三角洲在整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里面，它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居中的。统一起来看，它的经济相对发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将会给包括香港、珠江三角洲的成长提供一个非常大的腹地，将会加速珠江三角洲的发展。
从九十年代开始，大量的珠江三角洲的资金向周边的省区包括江西、湖南、广西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地区的劳动或者是自然资源会变得更加稀缺，这样就会使一些劳动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一些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这种转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现在是越来越明显，正是因为这样，江西、湖南、广西都提出要融入珠江三角洲。
杨开忠说，因为这样的背景，他提出珠江三角洲战略应该是南进北伐，才会有九个省走到一起来开会。
比如长江三角洲从九十年代末以来，也有大量的以自然资源和劳动为基础的这样一些产业向苏北、苏中和浙南地区，甚至周边的江西一带东部和安徽转移。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关键问题对于地方来说怎么抓住这样一个机遇，通过市场、通过地区行政之间的协作和联合来抓住这样的机遇。
京津构建金融中心
近期渤海银行的获批组建、东北亚银行的筹建，为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希望。那么，渤海银行和东北亚银行将会为环渤海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发展起到多大推动作用？
杨开忠认为，这两个银行意义非常重要。北京和天津相隔只有120公里，在世界范围之内，两个大城市这么近的距离，这是非常罕见的。大家知道，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我们的金融中心。现在，这两个银行把总部设在天津，会大大提升天津跟北京互动合作里的地位和作用。如果没有这两个银行开张，今后未来北方的国际金融中心可能就是北京，现在可能预示着北方的金融中心是京津地区。
中国应有三个金融中心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出现几个金融中心城市算是适宜的？
杨开忠说他个人觉得，加上香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长远来看不会少于三个。他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是13亿人口，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日本的水平，相当于中国在世界上兴起了十个日本。这么大的经济规模，难道不能支撑三个国际金融中心吗？第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也可以有多个金融中心。
杨开忠认为，这三个国际金融中心基本上就是香港、上海和京津，但鹿死谁手还不知道，还有待竞争。第一个方面，首先把文化中心所在的地方划一个部分，北京政治中心集中在相对有限的区域里面。第二，比较敏感的应该放到天津去，北京今后在管理层、决策层会比较多，天津也可以发展外币业务的金融中心。
柏兰芝指出，什么叫国际金融中心？比较简单的定义是它是给国际资本市场服务的，像纽约、伦敦、东京这些金融中心。但是伦敦、东京和华尔街是可以跨时区在全球运作，而且金融中心主要就是为资本市场服务，倒不是竞争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内所谓的金融中心之争，真的还太早，假如我们没有一个金融改革，没有一个资本市场的开放，我们的资本市场没有跟世界接轨，事实上讨论世界金融之争还太早。现在，北京参与到底谁是金融中心的讨论，这倒是一个让我们思考北京金融环境和市场环境的机会。
茅于轼表示，首先人民币要自由兑换，不能自由兑换，谈什么国际金融中心呢。他还指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都是搁在信息非常发达、非常自由的地方。和上海相比，北京的信息很多，但政府干预太多。
城市发展走特色之路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国家的很多城市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令人失望的是，几乎每到一个城市，看到的都是雷同的摸样，很多城市都是在盲目模仿几个明星城市的建设。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丢失了自我。
对此，茅于轼指出，城市多元化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自由思想的问题，没有自由思想就不会有创造性。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的地方，不可能有创造性，盖出来东西都是一样的。
杨开忠认为，要使各个城市发展能够具有自己的特色，有几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城市的发展应该是客户导向，要根据城市的居民、城市来的投资者、旅游者等等，甚至根据企业的需求去提供城市公共品。
第二，既然是一个客户导向，当然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有别的城市所没有的竞争优势。
第三，城市发展过程中要非常注意挖掘本地的东西，本地的文化、本地的历史和本地的景观、风貌。城市的发展要和本地这样一些东西相匹配。
第四，如果我们能够把城市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进行多方面、深入的、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的规划，提出我们的设计，我相信我们的城市建设会更有个性化。
杨开忠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我们现在有经济效益当头，很多城市设计者和规划者都讲经济效益，你委托我一个项目，我几个晚上都可以搞出来，最后设计出来的东西跟别的一样，所以我们的设计者和决策者都有一定的责任。如果规划和设计的市场逐步公开化，这个局面会得到进一步扭转。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2月18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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