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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我真的获得了和副总理对话的机会，我最希望做的究竟是我的采访，还是我的倾诉？
□本报记者 鲍迪克
一个多月前，当我紧赶慢赶地写下了1万多字《直击黄河水灾》后，并没有感到一吐为
快的轻松，相反，一种莫名的如梗在喉却随着公众对这次水灾逐渐淡忘而愈发地强烈起来。
2003年10月23日中午，我在河南兰考完成了抢险堵口现场的采访后，赶到了受灾最重的山东东明。最初计划找一家小餐馆吃顿便餐后，打车去负责救灾工作的民政局采访。
计划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餐馆老板和出租车司机都向我“透露”：救灾物资多数都发不到灾民手中，至于救济款，大多数灾民更是一分钱都没有领到。当听说我是来调查救灾真相的记者时，他们都免收了我的饭钱和车钱。我相信并不富裕的东明人是不会贴钱为东明抹黑的，我更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于是掉转车头，直接赶往受灾的滩区。
路上搭车的当地人告诉我：灾民一人只发了一袋方便面。
我问：一天一袋方便面怎么够吃？
回答：不是一天一袋，是一人一共只领到一袋(此时灾情已持续20多天)。
在黄河大堤的一处临时渡口，遇到了许多正准备坐船回村的灾民。“一人一袋方便面”的说法得到了证实。约1／3的被采访者声称他们村子每人只发到了一袋方便面，不过也有的村庄每人还发了一袋面粉(除此以外，所有人都声称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救济款或其他东西)——这证明了至少村一级的赈灾工作存在问题。
次日在菏泽“抗洪办”的一份简报上，记者看到了一份关于救灾物资发放情况的统计，记者发现这些官方数字比自己的现场估算至少多了一倍。更不平衡的情况居然是发生在官方数据之间，比如“救灾办”说“累计向灾区投放资金147万元”(其实就算全发下去了，摊到每个灾民身上也不到10元)，而“捐赠办”的资料却显示，10天前收到的捐赠现金就已经超过了2500万元。
23日，结束了在大堤上的采访后，为进一步了解被围灾民的生存状况，记者搭上了一条开往大水中的农用小舟。岸上的人和驾船的农民都曾劝我去乘坐有关部门的冲锋舟。但记者知道这样将使自己的行动成为一次由地方政府安排的采访，而且我知道，冲锋舟同样不是绝对保险。
因为仅仅一天前，记者在兰考乘坐一艘冲锋舟前往被洪水围困的决口现场——35号坝时，便由于遭遇大风，大半个身子落入了波涛汹涌的洪流中。浑身泥泞和湿冷的我死里逃生到达坝上，一位正带领几位专家考察的河南防汛办的副主任见状颇为感动，便带上了我随他们考察。
于是记者因祸得福，不仅使原来准备的一些问题尽数得到解答，还从这些专家和权威们的私下交谈中“偷听”到了不少让人匪夷所思的内幕，特别是“黄委会”与沿黄地方政府之间，对于黄河滩区和防洪工作中的博弈和微妙关系。
在船上和村子里接受记者采访的村民，似乎同样表现出了感动，他们说这是第一次看到没有乡干部或者是村干部陪同的记者。我也因此相信自己是第一个了解到他们真实情况的记者，但并没有因此感到兴奋，因为听到的情况不允许我表现出任何的快意。
心中或许产生过一丝兴奋的，是当我乘船回到渡口时，看到暮色苍茫中竟然有近百名闻讯赶来、聚集在大堤上等待向记者倾诉困难和要求的滩民，甚至有人想留宿记者。早已习惯了锦衣美食的我只得推说次日再来。
次日中午，当记者再次来到渡口时，仍有数十人在等待。未及详谈，便冲过来十几名拿着警棍的警察将他们轰走，说这是执行任务。
记者只得怅然而归，但立刻就为自己的这一行为捶胸顿足，懊悔不已，因为我显然高估了自己或者说是记者的威慑力——那天警察们的简单粗暴并非是为了阻止我知道了什么真相，因为在我离开几个小时后，回良玉副总理来到了大堤上视察灾情。
后来不止一位同行对我说，如果我当时坚持呆在大堤上，将是惟一一名出现在视察现场的记者，想不采访到回副总理都难。但我却在想，如果当时我真的获得了和副总理对话的机会，最希望做的究竟是我的采访，还是我的倾诉？
于是我明白了自己至今如梗在喉的原因。
鲍迪克2003年主要作品：
ஸஸ《情深意重温总理半年三引诗赋》、《直击黄河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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