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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市场体系的完善与规范，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前提，而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本身是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最近两三年，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偏低。这说明我们整个社会在指导思想上对于服务经济和服务业不够重视。从各部门的管理体制安排来讲，也没有把服务经济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在12月11日－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商务部在京联合主办的“市场体系建设与中国服务业发展”研讨会上，来自国内有关机构的专家、官员和来自德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就如何加快市场体系建设，促进服务业发展
的相关政策和学术问题进行了研讨。现把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如下。
杨伟民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
我国服务业滞后的原因
第一，国际分工的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分工已经从产业分工变为产品生产链条的过程之间的分工，延伸到服务业。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当中，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因此致力于加工组装业。所以国际化分工中的服务业没有给中国留出余地。
第二，经济增长的模式。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两个环节带动。一为投机循环，二为国际循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既要发行国债，我们的赤字率又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压缩某些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国际循环，外商投资到中国并不是说为了占领中国的市场，而是它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劳动力最便宜，这里加工以后，能在全球形成竞争力。因此，在这样的国际化背景下的服务是由外国公司承担的。
第三，政府职能的问题。十六大提出了政府四条功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各级政府都有这条四条职能，在履行这四条职责的时候，肯定是有轻有重的。事实上，由于政绩考核、干部制度这种无形的压力以及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有形的压力，使得地方政府在这四条职能执行的时候，以经济调节为中心，而这个以经济调节为中心，最后就演变成了以直接充当经济增长的主角来履行经济调节的职能，从而忽视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
第四，我们在服务业的管理体制上，在很多行业还是国家高度垄断、政府严格管理的体制，相对于制造业来讲，我们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另外，从改革的角度看，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事业的改革很多都没有在进行，应该产业化的领域没有形成多种所有制参与竞争的机制。
第五，城镇化问题。现在消费不足的问题，是因为消费的群体当中没有增量，只是城里人只有生的孩子算是消费群体的一个增量，但是其他农村的人口不可能构成现代城市人的增量。
第六，经济政策。总体上来讲，我们对服务业还是采取一种歧视性的政策，包括用电、用水和土地，没有固定的资金渠道，我们的农业、水利、交通、运输和其他的工业，实际上都有资金渠道，工业的技改可以搞贴息，但是服务业就没有这样的政策。
第七，思想认识问题，这是最深刻的根源。首先一个基本的理论，我们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劳动价值论必须把劳动物化在一个具体的、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劳动产品上，这个劳动还是生产型的劳动，其他不是生产型的劳动，这个问题实际上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另外对行业的属性上有三个过于看重，一是过于看重某些领域兼有的作用经济调节手段的属性。比如说银行，如果政府过于看重它作为政府调控职责的话，所以国家必然对其严格管制。二是过于看重某些领域兼有的作用公共事业的属性。如果过于看重这种属性，还是用国家包下来的办法去做，也就意味着国家有多大的财力就提供多大的公共服务。三是过于看重某些领域兼有的意识形态的属性。最后一个是发展观的偏差，长期以来，我们把发展看作就是增加物质财富，没有把人和就业问题作为发展的内涵。我们在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上，就会走向为了增加ＧＤＰ而搞投资。
江小涓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
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思路
1980年，服务业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服务业吸纳的就业在全社会就业总数中的比重仅为13％。2002年，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所占比重已经上升到了34％和29％。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主要发生在80年代。20世纪90年代，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稳定在33－34％。从统计数据看，中国服务业的比重明显偏低，比重上升缓慢，1991到2002年12年间，服务业产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仅上升了一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一直徘徊在三分之一左右。
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有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问题，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政策方面的问题。今后服务业发展要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也要有所作为。需要从改变观念、规范行为、促进竞争、扩大开放和适当扶持等多个方面着手推进。这些障碍的消除或减弱，再加上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预期今后一、二十年中，中国服务业会有较快发展。
1、改变观念。要认识到，在中国今后一、二十年的发展中，服务业作为潜力最大的部门能否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服务业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对其它产业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有重要意义。服务业是联结农业、工业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产业，对提高消费扩大内需有重要作用。
2、规范行为。规范行为对服务业的发展十分重要。服务业的特点是相当一部分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事先无法确定，只有在服务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特别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的行业这种特点更突出，例如教育、会计、律师、咨询等行业乃至物业管理、家庭服务业等都具有这种特点，如果没有有效的行为规范，消费者对服务质量心存疑虑，潜在需求就不能转化成为现实。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管，在一些相关行业中加快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和服务标准的制定等，都是需要推进的工作。
3、促进竞争。服务业中有一些行业如金融业、电讯业、铁路和航空运输、教育、卫生、文化、信息媒体等行业，还有不少业务处于垄断经营、管制经营的状态，竞争不足导致服务供给不能满足日益丰富的社会需求，也限制了服务业自身的发展。要加快开放、改革和促进竞争，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条件，培养多元化的竞争主体。
4、扩大开放。目前我国各类服务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加快开放是加快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跨国流动会产生更明显的示范作用，因为服务业的所有业务都要通过对客户的服务来实现，很难进行技术保密，母国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的技术水平基本相当，不可能象制造业那样，将“技术水平高”的业务留在母公司，只将“中低水平的”业务转移给海外企业。
5、适当扶持。服务业的发展要坚持市场化导向，同时有些领域也需要政策的适当扶持。特别是一些原先由财政负担的事业型、福利性服务单位转向企业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经营，需要付出一些改革成本，加快推进这个过程。对一些吸纳就业能力强、从业人员投资能力弱的小型服务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在资金、税收、用地、资金等多方面予以支持。
黄海 商务部部长助理
商务部加强市场体系建设的初步设想
首先是建立统一的市场。商务部准备明年会同国家工商局以及其他各有关部门，要把建设统一的市场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要坚决反对地方封锁，建立全国的统一市场，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内市场自由、畅通地进行交流和交换。为此，商务部准备一方面要会同有关部门清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阻碍商品交通的规章，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的制度，争取在2004年在建立统一市场方面有所进展。
关于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中国加入ＷＴＯ时的承诺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有些方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要争取有所突破，提前履行一些有关的承诺。
我们准备在履行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规和管理制度，同时也要注意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推进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
关于竞争的市场，目前在我们的很多领域竞争已经比较充分了，但是在一些行业还存在着垄断的行为。包括部门的垄断，也包括一些大企业，由于它们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在某些商品方面也形成了一些所谓的市场垄断。商务部争取明年能够会同有关部门尽快起草完成反垄断法，在这个前提下充分地发挥竞争的作用。特别是在服务行业，在传统的服务行业，还要进一步放开，进一步充分竞争。
关于服务业的发展。商务部不仅负责整个国家的国内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制外，还要担负一部分商务专业服务的管理职能。商务部在2004年中，准备在拓宽传统的商贸服务业和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拍卖、租赁、典当等专业的服务行业，使得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优化我们的经济结构，也通过服务业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许宪春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现行服务业现价核算存在的问题
1、金融媒介服务的处理问题。关于金融媒介服务产出的计算，1968年ＳＮＡ的处理方法把金融媒介服务产出价值全部作为一个虚拟部门的中间投入，该虚拟部门的产出为零，增加值（和营业盈余）与金融媒介服务产出价值大小相等，符号相反。我国基本上采用了1993年ＳＮＡ和1968年ＳＮＡ的方法但没有扣除金融机构利用自有资金所获得的财产收入。关于金融媒介服务的使用，我国则既没有采用1993年ＳＮＡ推荐的新方法，也没有采用1968年ＳＮＡ的方法，而是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它把各产业部门利息支出净额全部作为中间投入处理。但是这种处理方法，如果把各产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高估了它们关于金融媒介服务的支出费用，也就是说从总体上来说，人为地增加了产业部门中间投入总量，减少了产业部门增加值总量。为了弥补这部分增加值，我国ＧＤＰ核算将居民储蓄利息收入加到金融部门的增加值中。这种处理方法虽然对产业部门增加值总量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却影响到增加值的产业部门结构。
2、房地产业核算问题。我国房地产业核算存在的问题：（1）没有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以外的企业和城乡居民住户从事的以赢利为目的的房屋出租活动；（2）没有包括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服务；（3）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是一种国家补贴的低房租的福利性住房；（4）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的增加值是按折旧计算的，没有包括其他成本，估算偏低；（5）固定资产折旧数据一般都是按历史成本计算的，也存在偏低的成分。这些问题导致房地产业增加值的低估。目前，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为2％左右，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能够达到5％以上。
3、保姆服务核算问题。按照1993年ＳＮＡ的建议，保姆提供的家庭服务应当纳入服务业的生产和使用核算。目前，由于受资料来源的限制，我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4、计算机软件的处理问题。按照1993年ＳＮＡ的建议，企业从市场上购买的或自产自用的期望在生产中使用一年以上的计算机软件和大型数据库的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我国在统计制度中还没有做相应的规定，在实践中，企业可能把同计算机硬件设备一块购买的软件与硬件一起作为固定资产处理，从而相应的软件价值就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固定资本形成中了，但企业单独购买以及自己设计的软件和建立的数据库没有包括在固定资本形成中。
5、进口税的处理问题。在1993年ＳＮＡ中，各产业部门增加值有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增加值和按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值之分。不论是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增加值还是按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值都不包括进口税。所以，按生产法和收入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都必须在产业部门增加值合计的基础上加上进口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则把进口税记入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中了。因为进口税并不是针对批发零售贸易活动征收的税，所以这种处理方法是不合适的。
6、未观测经济统计问题。未被观测经济包括非法生产、地下生产、非正规部门生产等生产活动，这些生产活动容易被统计所遗漏。我国未观测经济在我国的某些服务领域肯定是存在的。比如，某些地方的学校不经允许向学生收取费用，某些医护工作者私下收受患者的红包，某些地方的饭店、歌舞厅、美容美发厅的非法收入，等等。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利率不会随利率浮动系数的调整而大幅上扬
市场体系的建设，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价格就是利率。12月10号，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浮动的幅度扩大，下浮幅度是10％，上浮是70％。
绝大部分贷款的利率应该在这个区间——下浮系数0．9，下浮系数1．7。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的目前贷款利率是市场化的，这种市场化有利于我们给中小企业贷款，有利于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管理，进行资产定价，有利于改变中国信贷太大、资本市场不发达，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这样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市场的渠道，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不够平衡，对所有金融市场的金融资源的配置都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格，这个价格在更大的程度上由市场来决定，由市场主体来决定，由借贷双方来决定，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贷款系数的调整会不会引起利率的普遍上涨？我的回答是不会。据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现在资金非常充裕，贷款市场上竞争很激烈。经过几年，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机制，风险机制已经建立，它已经不会是一步到顶，而是要根据客户的资产质量和商业的原则来决定对一个客户的贷款。过去银行属于买方市场，现在相反，银行间会为争夺优质的客户而激烈竞争。总体来讲，市场经过五年多的努力，风险防范机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有信心，即使是调整幅度更大了，商业银行也能够在这个幅度中进行比较精细的管理。这个幅度大是为了商业银行对更多的中小企业进行贷款，因为中小企业每笔的金额小、风险相对高、信息的成本相对高一点，是零售各贷款业务，这样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稍微宽一点，有利于商业银行多支持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也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的就业。因此在激烈的竞争中，利率不会随着利率浮动系数的调整而大幅上扬。
Ｍａｒｋｕｓ Ｔａｕｂｅ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到目前为止，一些观察家和一些分析家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中国正在进行体系的转变，过去中国的体系是太平等了，缺乏不平等现象，而现在中国是正在转向非常的不平等，而过于不平等了，这不仅仅涉及到了基尼系数，我在这里谈的是人们机会的平等性，所有的中国公民是否能够有同样的机会参与经济进程，就像其他人一样，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大家的机会还是不平等的。对于中国来说，将会有什么样的安排适合中国呢？可以采取特别的社会政策，能够使得这样的不平等的现象有所消除，使所有人都能够有平等地参与竞争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执行一个社会竞争政策。我们有必要让大家有同样、平等的机会来参与经济的发展进程。我的理解，就是要提供一个自由、免费的教育，使得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教育。一些中国的学者有这样一个想法，忽略农村人民的教育水平问题，忽略农民的教育的话，这些人会涌进城市，会使得城市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我觉得这个想法不是很好。中国必须重视农村的教育，因为如果不重视农村教育，就会把社会分成两个阶层，一个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主要是城市人口，有了教育机会和保护的机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得到教育的阶层，这些人也有可能参与社会经济进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人能够掌握着非常好的技术，掌握非常好的知识运用能力，他们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级阶层，而另外的这些就成为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不好的，因为整个社会是一个整体，我们是要实现社会的整体发展。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我们要有平等的、自由的机会，建立这样的体制，使得所有社会各个层面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当中来。
张春霖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
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角色
现在市场经济当中，政府除了执行公共权力之外，第二个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只是可供选择之一，在西方的讨论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有若干种可以选择的服务提供方式。
政府的责任是要保证我们的老百姓充分地得到公平的服务的提供，得到有效率的服务提供。这样就有三角关系了，一边是政府，一边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一边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
政府在决定提供服务当中做什么的时候，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考虑问题。第一，这个服务的提供，首先政府要不要干预。第二个问题，由哪一级政府来干预。第三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干预。
用什么样的依据来决定政府要不要干预呢？我们提出了″4＋1″的理由，实际上是两大类，第一是为了效率，第二是公平。效率可以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市场会在四个方面失灵，所以政府有必要干预，第一个是公共物品的提供，市场是不能提供的，核保护就是公共物品，是非排他性的。第二是外部性，比如说环境污染。第三个是自然垄断，政府是要监管。第四个理由，不对称的信息，药品的标准、资料服务的标准都是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再一个是公平方面的理由，也许市场的运作是完全有效率的，但不能完全实现公平，所以政府要干预，保证服务提供的是公平的。
第二个问题是哪一级政府来干预。比如说农村的公共卫生，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怎样安排一个有效的省以下财政体制，能保证在农村，公共服务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提供。
第三个问题，如果政府需要干预的话，如何干预？
我们认为有三大类主要的手段，第一类主要考虑的手段是监管。在很多方面，政府有理由干预，但是一般来说只要采取法律法规的措施去监管，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并不是只有国营才能解决问题。而实际上监管是被忽视的一个手段。
第二个手段是付费，不一定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要政府付费，纯粹的公共物品是真的要政府付费的，比如说核防、疾病防治等等。但一些有非完全排他性的公共服务就可以采取付费的手段，比如高等教育。
第三个手段就是通过法律的或者行政的干预、立法的干预或者是监管的干预，控制服务提供者的所有制和治理结构。首先就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用所有制的办法来控制服务的提供。其次，用法律的方式来控制服务提供者的治理结构，也就是盈利性的机构还是非盈利性的机构，比如说我们的教育法规定，学校都是非盈利性的，这是政府对教育的一种干预手段。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调整长期国债政策和深化税制改革
按照进入新的增长期和在政策上既保持必要的连续性又要作出必要调整的观点，我们进而想提出要把长期建设国债政策的调整和进一步的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和相关的一些事情结合起来。长期建设国债总量应有一个减少的调整，具体考虑长期建设国债投向结构的调整中间，需要进一步明确它的一些重点来加以突出。原来已经形成的一些重点，比如说生态保护，国土整治这方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西部开发的资金投入，当然都是一些重点项目了。这些重点在继续给予关注的同时，可能我们还要考虑到产业政策和下一阶段总体的结构优化安排里面所强调的农村区域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还有就是公共卫生系统和其他的一些公共产品提供有关的基础设施，应该更当地把这些作为国债资金和配套资金投入的重点。
另外，长期建设国债的政策在力度和重点方面的调整，还要和今后总体设计陆续展开的税制的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应当相互呼应、协同配合。
下一阶段税制改革的大思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得到非常明确的确立之后，我们感觉更大力度的税制方面和税收政策方面的调整，条件已经成熟，在长期建设国债这方面的力度和重点有所调整、完善的同时，显然需要在税收这个方面处理好他们的相互呼应的安排问题。增值税的转型，还有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都可能实际形成一个比较普遍的减税的效应，转型虽然会分步走，但是在一个比过去覆盖面和力度上都大得多的形式上，等价于一个减税的安排。实际上这也有一个鼓励投资，在政府的政策导向里面，带有扩张的政策效应。正好可以和长期建设国债的总量减少之间形成一个缓冲，企业在得到更普遍的减税的情况下，他们的投资会更活跃。在逻辑上，正好适用于政府的投资，有效拉动民间投资，使内升的投资开始强劲增长的情况下，再给它一个有力的推动。这些衔接的措施，也会体现在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上面。显然逻辑上是说，现在外资比较普遍享受的是15％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待遇，和内资企业明确规定的33％的标准的所得税税率之间的某一点最可能成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之后的实际税率水平。相应的一些优惠措施也会作出规范化的调整。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发布日期：2003-12-17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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