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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法律应当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不管他（或她）是富人、穷人，也不管他（或她）是农民、公务员，不管他（或她）生活在北京，还是生活在陕西。这一点，是法治的根本原则。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法律有所侧重，对于某些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给予特别的保护，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如肖扬在12月15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强调的，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特别注意对农民、城市务工人员、困难群众、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一般情况下，法院是不诉不理，这一性质决定了，对于这些弱势人体的权益，法院所能提供的是，至多也就是一种事后的救济，而加快提供这种法律救济的效率，也许并不能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真正关心弱势群体，还需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弱者是如何成为弱者的。
撇开由于生理等原因而容易受到侵害的妇女和未成年人不论，单就农民、城市务工人员、困难群众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之所以处于弱势，与方方面面的制度上的缺陷有相当大的关系。正是这些缺陷，使他们几乎注定了普遍地处于弱势地位。
再以肖扬院长谈到的弱势人群为例：肖院长要求各级法院要依法严厉打击破坏农用设备和农业基础设施的犯罪活动，及时审理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种子、化肥、农药等坑农害农案件，打击和制裁坑农、害农行为。要看到在农村，很多坑农、害农事件后面，都能看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官员的影子。在基层官员自以为是的开发项目中，令农民失去土地，或者加重农民负担。这些与一般的刑事犯罪相比，基层官员滥用权力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对农民造成的损害可能更大。
当然，侵害农民权益的更严重的因素，可能来自于目前的城乡分离。众所周知，在大部分地区，农民只要留在农村，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是不可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给城市公民的优秀公共服务，也不大容易养成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和技巧。一句话，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弱势人群。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人群，法院的力量是苍白的。
即使农民经过层层关卡进城，或偷偷进城后，也遭到城市的公开歧视。肖扬院长要求法院及时审理因用人单位拖欠城市工人、进城务工人员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之所以被大量拖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没有把进城务工人员当成自己治理下的公民，因而，各个政府职能机构也没有积极地去筹划组织农民工，保护他们的权益，也因此，城市的企业也就有恃无恐地拖欠着农民工的工资。
也就是说，目前地方政府的一些制度和政策本身，就在损害某些弱势人群的正当权益。因此，在法院积极地对权益已经遭到侵害的弱势人群提供法律救济的时候，人们也有理由期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规范和制约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的权力。在这方面，主要需要立法和政府部门积极采取措施，但司法机构也是有可能发挥作用的。比如，对于政府亲自与民众讨价还价、因而显失公平、侵害民众权益的案件，法院能否真正做到独立于政府其他部门而予以公平审理？对于地方政府制定的歧视性法规和政策，上一级法院能否予以废止，当地法院能否做到不予执行？
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司法体系不仅应当提高现有救济手段的效率，还应当设计实施更为高效的救济手段，比如司法审查，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给予更为有力的约束，真正做到所有公民及公民与政府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本报特约评论员 秋风（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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