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市新颁布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放宽“禁放”限制，规定春节期间市民可在全市范围内（易燃易爆、加油站、文物等场所除外）燃放烟花爆竹。（据《华商报》12月16日报道）
离2004年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知还会不会有别的“禁放”的城市也放宽甚至解除禁令，但与大约十年前的“一窝蜂”发布禁令相比，近年来，“解禁”确实成了一种“
反潮流”。仅去年，就有上海、长春、宁波、安阳、南阳等城市放宽或者解除了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
几年来，没有哪个城市再出台“禁放”令，而解除“禁放”的城市却接二连三，这即使不能说明“禁放”是不对的，至少也说明当初这些地方纷纷“禁放”的决策失之草率。所以，笔者无意于讨论“禁放”究竟该与不该，而是想探讨一下公共决策的“程序”问题。毫无疑问，像西安等诸多城市这样禁了又解，肯定不如当初就不予禁止，因为政策上的“自食其言”是对政府权威和信用的极大损害。记得一年前，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就是否解禁的问题进行万人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市民反对禁放，禁令最终被解除，这当然是尊重民意的表现，但不能不让人发问的是：当初决定禁放时，为什么不像去年这样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呢？如果那时候就把问题提交市民充分的讨论，不是可以避免政策上的反复吗？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在提交人大审议前，都提前向社会公布，即实行“开门立法”。这是立法工作中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是政治文明的体现。法律法规如此，政府进行重大决策时也应该如此。像“禁放”这种与公众密切相关的公共决策，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公众广泛参与。只有遵守这样的程序，才能够避免公开决策中的草率和反复，从而更好地维护政府的权威和信用。盛大林（河南编辑）（来源：新京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