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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人的肩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系列”之二
詹姆斯·赫克曼访谈：
把握中国教育的高回报率
本报记者 王梓 特约记者 孙铮 北京报道
詹姆斯·赫克曼于197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3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至今，1995年起，赫克曼在芝加哥大学获任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内容涉及诸如社会项目评估、非连续选择和纵向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模式等等。2000年他以“对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发展和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于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赫克曼的主要观点在于，中国教育的真实回报率高达30％－40％，由于对真实回报率的低估，导致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但中国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固然重要，而目前更重要的是放松对人力市场和薪金水平的管制；除学校以外，企业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资源。
《21世纪》：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很多，相对来说在基础教育方面投资比较少，您是如何看这个问题，您在教育投资分配方面有什么意见？
赫克曼：这个问题牵扯到中国政策制定的问题，到底在哪个领域进行投资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我想这是全球各个国家都要思考的问题。但教育投资终极目标是使各个社会层级的人们都能够接受教育，这一点是很重要，不仅仅是关注我们在哪个阶段进行投资能得到最大的回报。
说到中国具体的情况，我有一种感受，中国对于初级教育还是非常重视的，在家庭教育方面也做了很多，这是很好的事情。在当前中国，这种情况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对社会效益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到底是对基础教育进行大的投资还是高等教育进行大的投资这方面不能很确切地下定论。
《21世纪》：中国的教育资金主要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投资的时候最关注的是这些投资能否带来经济回报。所以大部分资金被投向物质资本，因为人力资源投资不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利用一些制度上的调整，加强地方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如果有必要，这种制度调整应当如何进行？
赫克曼：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意思，事实上这一个星期我到中国给武汉大学EMBA的演讲时，也有人跟我提过这个问题。比如美国，各级的政府官员或是议员，在制定决策的时候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对选民的要求，而选民的意见未必是正确的和有远见的。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如果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制定了某一个决策，那么这个政策可能不大会受到来自公众的阻力，实施起来也非常迅速。所以，如果各级政府拥有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官员，那么反而更加利于推行有积极意义的政策。
而对于如何在政府内部建立一个良好的激励制度，我在回答上次提出的这个问题时候谈到：其实不仅在中国，在美国我们也常常发现地方官员们注重的都是有形的政绩，像招商引资或产业发展等。
我认为，关键是中国应该建立一种良好的官员责任制度。我们研究发现，通常在教育水平高、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地区，实物资本的回报率也很高。而且这个回报率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证据在银行获得贷款。政府考评官员的政绩，不仅要考察这个地区在近期内的经济表现，还要考察其对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资，考察在未来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这样才能使地方官员有更多的激励因素去从事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总之，在考评地方官员政绩的时候，我认为要考察他所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而不仅仅是看他建了多少工厂和设施。
《21世纪》：您在演讲中提到，将来技术工人在中国的需求量将会很大，那么在中国日益普及的大学教育将会对职业工人的培训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赫克曼：一种很好的方法是，我们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跟公司直接开展合作。比如美国有一种社区大学的体制，这种社区大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大学，但是这种大学能够为员工提供一种学术的氛围，让员工在学术的氛围里面接受培训，这种培训与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培训相结合，往往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
我两年前到重庆的时候也有朋友跟我提出过这样的做法，不知道现在实施情况如何。我想，大学和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一是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二是可以解决高校教育资金来源的问题，三是能够产生较好的社会效应，所以是值得推广的。
《21世纪》：从您的自传中我们读到，大学时代一次到美国南方的旅游对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您自那以后一直非常关注美国黑人的生活状况。我们也注意到，您的许多学术研究都是针对微观领域的一些社会问题的。您认为一名经济学家应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赫克曼：的确，社会问题是我主要的关注对象。我认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首要的社会责任就是要诚实。在长沙的一个大学讲学时，我看到学校大门上刻着“实事求是”几个字，我的中国朋友给我解释了这几个字的含义，还告诉我那几个字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我对自己说，这几个字也可以成为我的座右铭。当然，有时经济现象会显得纷繁复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认为，如实地向人们介绍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是进行社会改革、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条件。
《21世纪》：您从1973年以来一直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您认为芝大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赫克曼：我认为芝大最大的优势在于对思想交流的开放性。芝大向来有实证的传统，有一种开放性的学术氛围以及由开放性引致的诚实品质。这种环境下，如果你提出一种思想或理论，就必须要经得起别人推敲。学者之间有许多的学术思想交流和争论，这对于他们创造学术成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通过应对别人的批评和提问，一名学者可以随时保持清醒和敏捷的思维，对于自己的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正和改进。这种激烈辩论与交锋的学术传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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