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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据多年收集的数据，对四大银行坏账和资本金情况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并为四大银行设计了一揽子改革方案。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已经作为政策建议报送国务院和中央高层，据说受到高层好评他是财经媒体的红星；他主持的分析报告几乎个个是“重磅炸弹”，两年前，一份《中国私募基金报告》就震动了证券界；不久前，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北大评价他是“国内少有的横跨货币、资本两个市场，兼有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的金融专家”。本周，中国最活跃的政策经济学者之一夏斌，在深圳领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两年一次的孙
冶方奖是目前公认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在银行领域，央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吴晓灵及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也曾荣获此奖。夏斌获奖的这篇文章，探讨的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问题。夏认为，货币供应量已经不适宜作为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应该建立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体系。这在今年货币量增加，贷款增速偏快的形式下，显得更有现实意义。横跨两个市场，兼具理论实践夏总结自己经历，说是搞理论研究起家，干过证券，干过银行，现在又回到了理论研究。他是1984年金融黄埔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同届不乏优秀人物，比如吴晓灵、央行外管局副局长吴晓炼；1985－1992年，夏斌在央行金融研究所从部室副主任干到副所长，在这整整8年坐冷板凳的研究工作其间，他曾到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研修过证券；此后三年，他先后出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信息部主任及深交所总经理；1996－1998年，他回到央行，做政研室副主任，再次投身金融理论；1998－2002年，他做过央行非银司司长；2002年9月，夏再次跳出实践，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从事宏观金融政策研究。这种特殊的人生轨迹，让他的发言比单纯搞理论的经济学家多出一分针对性，也比单纯搞实际工作的官员多了理论厚度，因此，一伺他摆脱官员身份开口说话，很快就成为众多财经媒体的追逐对象。去年以来，在很多热点的金融问题上，夏都超前或者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首先是委托理财问题，夏用翔实的资料和数据反映了委托理财市场政策的混乱情况，并建议管理部门立即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他接着针对混业经营，仔细研究了美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及相关法律的演进过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国现阶段只能分业经营，但为了应对ＷＴＯ，他在国内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提出可以搞金融控股公司。后来又出版了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著作。夏一直关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两年前他就指出，四大银行的问题实际就是不良资产问题由谁来买单的问题。他明确提出，化解四大银行的风险是中国金融业的第一要务。他根据多年收集的数据，对四大银行坏账和资本金情况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并为四大银行设计了一揽子改革方案。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已经作为政策建议报送国务院和中央高层，据说受到高层好评。夏今年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对货币政策的分析。6月，夏带领金融研究所完成了《中国银行体系信贷供给的决定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报告，全文约两万字。对货币信贷形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当时，他第一次提出，全年的ＧＤＰ增长可能达到8．6％。在贷款高速增长的惊呼中，还提出，全年的贷款增速只要不超过23％，就不会出现严重问题。他们还分析了中国和美国的物价指数曲线，发现在1997年之前不吻合，而在1997年后，惊人的吻合，说明中国的价格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国货币问题。解读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市场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稳定预期比多投放货币更重要。夏主持的这些报告，给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了参考。经世济用在夏斌看来，经济学家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纯粹的经济学家，他们假设前提，数学推导，理论创新；第二类是政策经济学者，他们要参考经济学理论，经世济用；第三类是克罗格曼所说的“飞机场式的经济学者”，他们把经济学理论通俗化、大众化，其著作主要在飞机场、宾馆、报亭销售。在转轨变革的时期，他认为政策经济学者显得更为重要，并做如是定位。骨子里，夏就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是在研究理论，还是权倾一方之时，夏始终保持着这种热情。从他后来出版的论文集子里，可以看到1985年刚刚进入人民银行工作的夏斌，已经设计出中国金融市场（那时还叫资金市场）的形成步骤，并画出了现在看起来都眼花缭乱的资金融通关系图。后来他到深交所出任总经理，在第一次会员大会上，他说：“我们一定要拼命干。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历史上，我们就算写不上一句话，哪怕能画一个标点符号也可以聊以自慰。”后来翻看深交所大事记，在那段时间，总经理夏斌可圈可点的事情，的确可占很长的篇幅，深交所也就是从那时起，从区域性市场成为了全国性市场。在1998年夏入主非银司时，非银司掌管着典当行、彩票、高尔夫会员卡、企业债券、基金会、资信评估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林林总总近10项业务的监管权力，可以说权倾一方。但夏却建议央行把部分业务的权力分出去——为什么一把手自己主动削权？“中央银行是干什么的？彩票、高尔夫是央行应该管的事情吗？”夏解释。这场手术在央行内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夏却坚持说，有意见的人不就是因为手里权力小了点吗？最终，他还是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非央行业务清除了出去，只剩下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和租赁公司，他率领非银司对这三类公司进行整顿和了法律制度建设，让一切显得清清楚楚。“人家说信托业又见晴天了，本人也不干了。”说这话的时候，夏多少百感交集。定力何来？这种激情伴他离开央行，去年9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从每日繁忙的官员实务脱身而出的人，令人惊异地很快完成角色转变，沉下心来投入理论政策研究。入世后的中国金融业面临一场巨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需要有人亲手操刀，但更需要有人前瞻性地、稍微超脱地对现实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建议。毕竟，有夏斌那样阅历，同时又具备那样能力的政策经济学者并不多。“不要以为官越大，人生价值就越大。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其实有很多种，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适合你的方式和途径。”夏斌自称不认为自己的哪一段人生最辉煌，“生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把自己的能力尽情发挥，贡献社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不遗憾。”早在日本研修时，夏就有一个梦想：回国办一个像野村证券那样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夏斌主持的金融研究所正在显示出它磁石效应。一个月前，青年经济学者组织“博士咖啡”的成员巴曙松已经放弃高薪，来研究所就职。夏说：“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有着很好的理论功底和现代的分析工具，我愿意让他们踩着我的肩膀更上一层楼。”但他承认，目前他并没有考虑把研究所办成有商业模式的机构，他说绝对不能分散用于政策研究的精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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