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韩国农民李京海在WTO部长级会场外自杀身亡看中国农民的命运巩胜利（北京学者）
李京海，原是韩国农渔业联盟的前任会长，他也曾担任韩国国会议员。可以这样说，李京海为韩国渔农民的利益忘我奋斗、直止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它体现了韩国农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局面，同时也更体现出比韩国更差的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命运。
然而，韩国于2002年末就已经跻身于高收入国家之列，其农业与农民的情况，远比中国农民、中国农业的生态环境好十数倍。
富国和穷国的农业政策迥异
解决全球超过50亿人口的农民与农业问题，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前者靠对农民的税收来维持国家的政权运行和生存发展，而后者则靠高额农业补贴来维持农业。欧盟各国的农业人口在10%左右，目前每年给予本国农民的支持为930亿美元。美国的农业人口不到3%、总人口在800万左右，美国政府每年给农民的补贴是1000亿美元。2001年一年，全部高收入国家用于农业补贴的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
韩国对农业的补贴在日本与欧盟之间，约40%左右。而今所有发达国家的农民和农业30%以上的收入是靠政府农业补贴或农产品价格补贴而取得的。现在WTO谈判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工业国家取消农业补贴，而高收入国家的所有政府因有碍于国家政权的竞选，根本不敢和无法取消农业补贴。
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对农民不仅没有丝毫农业补贴或很少，相反还要靠农民的农业税、费来支撑和维系着这些国家的国家政权和人口的繁衍与生存。以中国农民为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研究：2002年，中国9亿农民的正税不到400亿人民币；2002年税费制度“摊丁入亩”后可能增至800亿人民币；正税加“苛捐杂税”全国一年大约是1200亿-1300亿元。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在农民身上所收取的农业税费在17%-40%之间。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农民还要受到来自WTO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的压力。
天堂与地狱
2003年11月7日,中国国家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上披露：“中国要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这就是说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农村与城市税制有严重不公。接着他说：如中国实施的农业税基本税率是7%，再加上附加税，对中国农村长期实施的总体税率实际为8.4%，且不可抵扣；而中国城镇实施的增值税平均为17%，因有抵扣因素，实际税赋是3%-4%，二者相差4%左右。
这就是说，中国50多年以来，不仅没有给20世纪中叶的四万万农民、到21世纪今天的9亿农民一分一厘的农业补贴之外，50年来还可能从中国农民身上收取过高的正税总数达4万亿人民币、“苛捐杂税”总数将超过10万亿人民币。这一情形与世界上高收入国家对农业每年高达3000亿美元、足以把中国的9亿农民养起来相比，真可谓有地狱与天堂之别。
中国农民与农业的出路何在？
让现任中国新政来补偿现在的9亿农民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一是中国国家的财力根本没有能力来进行补贴；二是就是补得起，这又与WTO游戏规则完全相背。那中国的9亿农民、中国农业怎么办？
根据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WTO会议、穷国与富国所取得的一致是减少或取消农业补贴，然而取消的缓冲期是5年还是10年？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就要抓住这5或10年刹那即逝的过渡期，给中国9亿农民尽可能大的、最后唯一一次实现强大的机遇，否则，今后的中国农民将会比韩国原农渔业联盟的前任会长李京海自杀身亡严重1000倍！
2003年5月，《中国社会导刊》刊出丁宁宁专访透露，中国新政正在酝酿彻底解决农民负担的历史性改革：⑴彻底改组乡镇一级政权。撤消或由上级政府派出这级政府机构，彻底斩断基层政府从农民身上榨取血汗的源头，剥离1700万乡镇干部的一半；⑵中国国家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用5年左右的时间彻底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民所有的“苛捐杂税”；⑶有资深学者同步建议：要彻底完善中国9亿农民的生存环境，取消隔绝城市与农村的户口制。建立并强化国家以身份证为主体，配以《出生证》为辅的国家网上“户政体系”。
据《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21日报道：中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自杀，其中80％以上自杀身亡者和未遂者都是农民。全国农村每年有15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死亡，50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未遂。这就是中国“三农问题”、中国9亿人口的又一个世纪尖端的社会问题，而对WTO及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国怎样跨过这道历史性的、刹那即开或关的时代门栏？值得深思。（作者声明：本文纯属个人观点，与其它机构或个人无关，如有问题请电邮gvv21@hotmail.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