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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钙
“我们每年只有20多万元的经费，除了日常开支，要为民工免费维权能力极为有限”。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一到年底，就得为下一年的经费四处奔波。尽管如此，服务部从1998年成立至今，每年都为200多个民工免费维权。
数量渐增经费拮据
从2002年开始，珠三角专门为民工免费维权的NGO(非政府组织)进入蓬勃发展阶段，2002年至2003年一年间新成立的此类NGO达10多个，它们的主要职责是免费为珠三角数千万民工处理欠薪、工伤等劳资纠纷。长期关注珠三角民工生存状况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王运祥博士，多次呼吁社会各界支持NGO开展工作。他发现，尽管为民工免费维权的NGO数量日益增加，但是大多数经费拮据，未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2003年，曾飞洋从另一家国外NGO那里得到25万元的资助，搞了一个“探访工伤者”的调查项目，这是服务部创办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资助。在此之前，曾飞洋从2001年2月起，已经和助手程恒涛先后跑了顺德三洲手外科医院、中山武警手外科医院、广州恒福手外科医院等珠三角12家手外科医院，探访了300多个断指民工，并以此为线索深入到企业访查了另外3000多名断指民工。
据曾飞洋估算，珠三角企业现在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在国外NGO的资助下，经过10个月的努力，如今前期调查已经完成，正在做统计和分析工作”。曾飞洋的做法，立即被珠三角其他NGO克隆，包括深圳宝安德兴咨询服务部、深圳职安健服务中心等机构，均在酝酿类似的调查方案。
部分替代了工会的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王金红教授认为，“珠三角大量涌现NGO，显然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目前，聚集在珠三角的民工总数达8000万，他们与流动资本，以及当地的社会之间形成了三方利益关系。“在这三方关系中，民工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他们的权益往往受到漠视”。因为当地社会最关心的是当地经济建设。
一个明显的例子，珠三角一带普遍在区以下的各镇设立劳动站，但劳动站不是市区劳动局的派出机构。劳动站的人、财、物均归镇政府领导，主要任务是替镇政府向企业收取各种费用。曾飞洋认为，劳动站的这种职能决定了在受理打工者投诉时，容易偏袒用人单位，客观上起了宽纵恶劣劳动条件的作用。
另外，虽然《劳动法》自1995年实施后对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起了较好的作用，但近年来，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劳动争议案件，《劳动法》凸现了很多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盲点”。曾飞洋认为，先仲裁后起诉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外来工诉讼成本的增加，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当民工与企业发生矛盾时，当地社会很自然地偏袒企业一方，民工并不能从当地社会获得必要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看，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民工，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潜在因素。
王金红教授认为，所谓“社会需求产生社会供应”，这就是近年来珠三角大量涌现为民工维护权益的NGO的根本原因。而活跃在珠三角的NGO，“甚至部分替代了工会的作用”。番禺市将威公司外来工邓玉国说，他在工作时右手大拇指被裁断机裁断，被评为伤残7级，但公司分文不赔，他也找过当地工会，但没人为他出面说话。无奈之下，邓玉国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了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结果顺利拿到了1万多元赔偿金。
据熟悉工会工作的民间学者鲁宁介绍，在国外，专职工会人员通常不由资方直接供薪，其薪酬来源于通过税收立法，从税收中专门划出一项支付给工会的资金。由于工会从经济收入可以确保独立和公正，经过200多年的完善，工会在协调西方国家劳资纠纷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现行制度局限NGO发展
珠三角NGO的经费来源，多数为香港NGO(如香港乐施会)资助，也有福特基金以及美国、德国、爱
尔兰、加拿大大使馆的援助基金。相对境外NGO而言，珠三角的NGO规模很小，通常只有几个专职工作人员，外加活跃在高校的学生义工。
大量的境外资助，与国内NGO筹资渠道不畅不无关系。根据中国的《公益捐赠法》，只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地方政府可以接受捐赠。但想注册成社会团体并非易事，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而事实上主管单位很难找到”。
比如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只能进行工商注册，限制了劝募等筹资功能。在筹资方面“寄生”于国外NGO，所能获取的经费极为有限。王运祥博士说，“珠三角多数NGO，每年的总预算仅为30至50万元左右，除了人员工资和办公费用，还有多少财力来奢谈为民工免费维权？”
为民工追讨被拖欠的薪水，就令珠三角NGO头疼不已。劳工教育及服务网络的张明辉有些无奈地说，“我们很多时候都帮不上忙，因为老板们总是不肯合作”。新华社11月24日的一篇通稿报道，“目前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主要发生在建筑施工企业和餐饮服务企业，其中建筑施工企业占拖欠民工工资案件的70%。”
结果，“跳楼讨薪”近年来成为都市一景。张认为，民工选择这一极端的做法，显然有其无奈的一面，“作为弱势群体，如果有更好的对话形式，也许他们也不想冒这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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