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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姜蓉
继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关于民生的话题就成为今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他对“全面小康”这一充满时代意义的概念作了解读。
1979年之前，穷是中国的主要问题，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总体小康)作为一个目标。经过2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们在物质上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其他的问题也显现出来，比如分配不公平，城乡收入、地区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卫生的问题。因此，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使得过去的从以量为重的指标变成量和质并重的指标。“全面小康”的提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是发展观上的一个重要转变。
经济发展的目标最重要的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包含很多内容：一是人的可支配的物质；二是教育，经济若要不断发展，技术水平就需要不断创新和提高，而只有较好的教育才能适应不断变动的产业、技术和社会；三是环境，财富是人创造的，而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包含良好的自然环境，不能以牺牲下一代的环境来换取这一代经济的发展。社会协调发展的所有内容都可包含于“全面小康”里。这些不是GDP这种单一的指标所能够衡量的。
现在我们正处于“总体小康”阶段，此时还有很多人的生活水平低于小康甚至是贫困，而在“全面小康”社会，人们除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外，包括教育、社会保障、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水平都将提高，它是经济高速增长下的社会协调发展。目前，经济生活水平比较低的地区都能享受到小康社会的好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而我们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要达到这个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是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另一方面分配还不平衡。许多大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但是还有很多地区，如西部、中部地区，以及农民的收入水平还相当低，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条件也比较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显。
全面小康的瓶颈：“三农”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
目前，实现全面小康的瓶颈，从区域看，主要是“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改革开放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为加速我们的改革进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到最近这几年，“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了。1997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从1997年到2002年的六年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5%，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为8.6%。今年上半年以来，由于“非典”的影响，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2.4%，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却为8.4%。这样看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全面小康意味着占中国62.3%的农村人口也要实现小康，解决农村收入差距和农民负担的惟一办法是将一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而解决转入人口的就业问题是关键。推行新一轮农村改革是这场改革的核心，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最终出路。
从产业结构上看，全面小康的瓶颈在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仍是经济发展中的很大负担。四大国有银行呆、坏账比例达23%，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只有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了，银行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才比较容易解决。
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
目前，地区间的不平衡越来越明显。要想缩小这种差距，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让各个地区按照其比较优势来发展。这对于各个地区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例如，东部越发达，制造业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扬，加上其本身的土地稀缺，种粮就不是其比较优势，就会减少粮食的生产。而中部地区最大的优势是粮食生产，是粮食主产区，东部就必然会到中部购买粮食。这就促使粮食价格的上扬，中部农民的收入就会提高。但这是在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粮食市场建立起来的前提下。在这个前提下，东部经济的发展就会带动中部经济的发展，带动中部农民收入的提高。而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矿产资源，同样也可以通过东部需求的拉动来提高其收入。这对于实现全面小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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