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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司帆
被温家宝总理称为“农村第三次重大改革”的农村税费改革最早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有“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之称的现年近70岁的何开荫老人，另一个就是时任安徽涡阳县新兴镇镇长的李培杰。
起源：何开荫和李培杰的故事
何开荫是从1985年开始关注农村税费问题的。安徽在全国率先实行“大包干”后，该省1984年农民增产增收达到高峰。但1985年后粮食生产出现4年徘徊，农民负担加重、收入增长艰难的趋势开始露头，到1987年已经很明显了。
“沉重负担来自各种收费、集资、摊派，有的有依据，更多的是各种名目的乱加码，一些干部自己瞎想出来的。这是农民负担的根源。”何开荫说，通过大量调研，他开始呼吁改革农村税费，把合理的收费用税的形式固定下来，依法规范征收。
1988年，何开荫写了《农村第二步改革出路何在》，提出农村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引起一些中央领导和政策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随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找何开荫去中南海做专门汇报，要求他拿出可行性方案，在一个县哪怕是一个镇搞试点。
之后，1992年，安徽涡阳县下面的一个镇———新兴镇秘密搞开了试点。现任涡阳县民政局副局长的李培杰对记者说：“1992年6月我当上新兴镇镇长，那时候，农民的负担已经很重了。1990年到1992年，镇里各村的人均负担少则140元，多的达190元，平均也有170元。而当时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600元！”
1992年12月20日，新兴镇的大小村庄都贴上了镇人民政府发的布告，这份印着镇长李培杰大名的布告宣布：从1993年起，全镇实行“土地承包税费征收制度”———税(费)提留金额承包，农民每亩承包地全年上交30元(夏秋各半)。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1993年，低调运行的新兴镇“税费承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以往一年到头反复催要也难收齐的税费，变成了农民按合同自觉上交。全镇没有敢乱收费的，群众见了干部都有说有笑了。
看到这种情况，临近的丹城乡也开始秘密学起了新兴镇的经验。但好景不长，1993年4月27日，涡阳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撤销新兴镇和丹城乡人大通过的施行税费改革决议。
实施：一篇内参
1993年年中，涡阳县信息科科长王伟将新兴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信息报到省里，新华社安徽分社的一位记者很快将其写成内参，并在《半月谈》内部版上发表了寥寥数十字的消息，《安徽日报》也在当时进行了小篇幅报道。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1998年一位中央领导到安徽农村视察后指出，要改革和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1999年初，财政部、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起制定出《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意见》。这一年，安徽省濉溪、来安、望江、怀远等四个县按《意见》确定的方案进行了试点。在总结试点县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试点方案微调后，确定安徽省作为全国第一个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涡阳县也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税费改革试点县”。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在安徽全省和由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少数县(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从而拉开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序幕。
2002年3月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原国务院总理朱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海内外宣布：“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今年将在安徽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再行展开。”
4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亲自到会做动员讲话，开宗明义地提出：税费改革，是建国后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第三次改革。
2002年4月，国务院决定把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03年4月3日，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将在全国范围推开。
成效：一位“农村组长”的数据
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容被高度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和一项改革”：即取消屠宰税，取消乡镇统筹款，取消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用3年的时间逐步减少直至全部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规定新农业税税率上限为7%；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以农业税额的20%为上限征收农业税附加，替代原来的村提留。
它的推出，大大减轻了长期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据统计，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我国乡镇财政部门要从农民的手里收取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1200亿元，甚至还要更多。这一次的税费改革，就是要把收取的300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500亿元；把其他的乡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元和乱收费一律减掉。遇阻：乡镇财政困难
不过，农村税费改革加剧了乡镇财政困难。因为乡镇财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农村税收。记者了解到，乡镇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一块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占乡镇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为44.8%，占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总额的比重平均为75.2%。停止教育集资后，农村中小学的基本建设投资没有了来源，必将使农村教育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组织，还有如修路、造桥、卫生文化事业等都受到了影响。
于是，2001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暂缓扩大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试点。2001年7月份，朱基冒着酷暑到安徽考察。在这次考察中，朱基指出，原本希望搞得快一点的税费改革面临相当难度，在全国全面推开这项改革还存在很大风险。经过慎重考虑，200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宣布，国务院决定，“积极稳妥，量力而行”，把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03年4月3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将在全国范围推开，取消农业特产税，应该成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又一项重要措施。9亿农民将由此再次减负。
梦想：税费改革的醉翁之意
温家宝总理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第一，是要改革农村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最重要的是要精简人员。现在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如果不精简，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就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第二，是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在财政上给予农民适度的扶持，而不是把他们当做“取款机”，让他们一味地勒紧腰带供养“吃财政饭的”。
2000年，中央财政最终向安徽提供了11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2001年这个数字又增加到17亿元，比安徽最初上报的“7亿元”整整多出10亿元。可以说，中央为推动安徽的试点支付了巨大的成本。
与扩大试点相配套的是，中央财政预算对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新增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65亿元，再加上2001年对安徽全省以及其他省份给予的专项转移支付，共245.1亿元。这个数字已超过所有试点地区改革前农业税收入的总和，可谓前所未有。
为了闯过乡镇、村财力困难这道关口，除上级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外，主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调整支出结构等改革措施来解决。然而，在税费改革的触动下，农村固有的一些矛盾由暗藏于水下而浮出水面。比如，改革后，乡村教育经费减少，必须进行教育资源的调整。此外，乡镇财政体系建设，乡镇村的区划调整与机构改革，农科教体制的改革等问题，比任何时候都紧迫地进入人们的视线之内。
这是以一种“倒逼”的形式，把农村各项改革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从这个角度来看税费改革，它将要产生的意义、带来的功绩，的确要大大超出减负本身。何开荫说：“我们的‘醉翁之意’，在于牵税费改革之‘一发’，而动农村综合改革之‘全身’”。“农民负担减轻、休养生息以后，还要解决农村盘根错节的综合矛盾。”在何开荫看来，力推税费改革，是为了在农村诸多矛盾中选择一个突破口，然后全面推进其他改革，这才是其真正的、最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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