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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慧现象”可以看作是世纪末以来最典型的文化症候之一，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世纪末最严重的文化事故之一，它所带来的后果比事件本身要严重得多。
很显然，“卫慧现象”等于是鼓励了文学冒险，而且并非艺术创新意义上的冒险，而是名利上的博彩性质的冒险。一场文化投机，一次针对“成功”的博彩游戏。这就像资本主义时代初期的淘金者一样，淘金者往往铤而走险，以自己的全部家产甚至性命赌一赌可能存
在的金矿，要么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要么一夜暴富。文化赌徒的行径也与此相似，快速致富和快速成名，在道理上是一致的。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淘金时代”正在悄然兴起。
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是“淘金时代”价值准则。文化淘金大军中最为活跃的是那些号称“美女作家”一群。她们很乐意被人们称之为“另类”，在“另类”的名义下疯狂地玩着色情与政治的双重博彩游戏。博彩过程中的小小的冒险，不仅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利益，而且为赌徒自己带来一点点小乐趣和小刺激。
然而，在不成熟的市场条件下，往往是假冒伪劣产品冲击高品质、高价值的产品。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说“劣胜优汰”，正是商品经济初级阶段的一种特殊现象。今天的文化产品的市场状况正是如此。这个市场的唯一尺度就是印数和销售量。据此，卫慧九丹是成功的。其实，这一现象并非小说界的所特有。小女人小男人的散文，余杰等人的思想随笔和更早一些时候的汪国真的诗歌，均与卫慧、九丹等人的小说有着极为相似的外表和文化功能。相比之下，那些高品质的文艺作品则显得很可怜，甚至可笑。张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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