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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曹海丽叶伟强/文
虽然在今年2月当选为广东省40位“最佳民营企业家”之一，冯明昌主要还是因为今年8月一起涉嫌金融诈骗的大案案发，才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冯明昌是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沙头镇人，当地大型板材企业华光装饰板材有限公司(下称华光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作为南海最为显赫的民营企业之一，华光公司素有“亚洲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之称，员工过万，年产值达20亿元。
正是这么一艘巨型“民企航母”，在今年8月骤然沉没——
8月11日，近5000名工人聚集在华光公司大门口，静坐抗议公司连续五月拖欠工资，未发分文。如此大规模的静坐示威在当地前所未有，震惊南海、佛山，并惊动中央。
静坐事件后，华光公司宣布因资金短缺而停产。消息人士透露，直至11月下旬，由中央与广东省有关部门组成的“806专案组”仍在南海驻扎，调查这起据称涉及数十亿元人民币的金融骗案。
“华光骗案”事发，广东当地及香港媒体均有披露，据称是一起涉案4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恶性事件。但真相究竟如何？人们一时仍难窥其详，而舆论再度出现关于“民营企业家”落马的议论。
事实比肤浅的推理要深刻得多。连月来，《财经》记者数度赴广东南海、香港、马来西亚等地采访，确切地获知此番“华光骗案”虽然主角姓“民”，但整个事件与正常的民营企业行为相去甚远。拥有“民营企业”之名的华光公司并非严格意义的民企，其过往10余年发展壮大的过程，正是从“官企民营”到“官民合一”的奇特过程。
在民营企业蓬勃繁荣的广东南海，冯明昌的“华光模式”或许只是一种扭曲的特例，但却又是值得格外关注的特例。
“公有民营”“冯老板”的华光板材厂从一开始就是沙头镇政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南海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距广州不足一小时车程。1990年，南海沙头镇出现一家只有一间厂房的工厂——华光装饰板材厂(下称华光厂)，经理是“卖鱼佬”出身的冯明昌。
当地人回忆说，这家小厂当时只生产一种用于家庭装饰的表面贴花的低档板材宝丽板，卖得相当红火。至1993年，厂里员工已达400人。
1993年，华光厂走上了中外合资之路——当年5月，华光厂和两家香港公司合资，成立了中外合资华光装饰板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30万美元，中外方各出一半。投资总额为180万美元。合资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是沙头镇干部关联发，两名董事分别来自香港启光贸易公司和香港广安实业公司，总经理为冯明昌。
南海当时是珠三角地区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县级市，改革开放多年来从不讳言“民营”二字，其数千家民营企业支撑下的发展模式被专家学者称为“南海模式”。在许多华光公司的老员工眼中，华光的老板从一开始就是冯明昌，公司是民营企业。
然而，当地登记的工商资料显示，看似民营的华光厂事实上是一家集体企业，由沙头镇政府组建，注册资本为22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为冯明昌。纵使在1993年“中外合资”之后，新建华光公司的中方股东华光厂的终极股东，仍然是沙头镇政府。这或许可以解释，何以冯明昌只能出任总经理，而华光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是沙头镇镇干部关联发。
从1990年到1997年的工商登记资料看，华光厂及后来的华光公司虽一直在稳步扩张，但其盈利却不甚可观——1995年和1996年两年，华光公司盈利均为负值，其中1995年亏损17万多，1996年亏损上百万；从1997年开始，公司开始转亏为盈，但每年的净利润余额也仅维持在几十万左右，最高的一年为1998年，也不过48万余元。
只是从1998年起，华光公司才开始了令人惊讶的扩张，而这一狂飙突进式扩张的资金支撑，是一笔接一笔的国家银行巨额贷款。
“官民互动”一次巧妙的增资安排令冯氏夫妇掌控华光
在华光公司的产权变迁史上，1997年是值得记叙的年份。这一年3月20日，这家中外合资公司进行了一次增资安排，增资额为100万美元。
有意思的是，增资并未按原中外股东五五持股的方式安排，总额100万美元的增资额中，中方股东华光厂增资40万美元，外方——香港启光和香港广安各增资30万美元。华光公司注册资本由此增至230万美元，投资总额也增至280万美元。
由是，在增资后的华光公司，华光装饰板材厂持股46%，启光和广安各持股27%。这一变化看似很小，但可知华光公司已经成为外资控股公司。
《财经》至今仍无法知晓华光公司的两家外方究系何人，但从种种迹象分析，觉得更像两家由冯明昌控制的壳公司。1999年7月，华光公司外方易手，两家公司将共持54%的股权转让给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华森企业有限公司(下称华森公司)。
华森公司的大股东正是冯明昌及其妻卢碧茹。至此，华光公司虽然仍是中外合资、中方为集体企业的企业，但冯明昌的老板身份终于实至名归。
到这一阶段，华光公司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又有了实质性递进——在香港金城银行向南海市工商局出具的资信资料中，华森公司的大额银行授信担保人正是南海市政府和南海市财政局。
成立于1996年的华森公司有三名董事，除冯明昌夫妇，还有一位持股四成的股东孙延辉。据《财经》今年11月在华森公司现场采访该公司员工获知，孙长年驻香港，是该公司实际主持人。持香港身份证的孙延辉系南海人，“其父为南海市财政局干部”。
由于华光案事发，目前孙延辉已不知所踪。有消息表明孙系南海市财政局前局长孙伯宽之子，但《财经》询问南海财政局时未能得到答复。
华森公司接手境外大股东之后，冯明昌终于成为华光公司董事长。当年的沙头镇干部关联发则离开了华光。
“银企合作”张冠李戴式的“民企贷款”并非无意混淆
《财经》记者数度前往南海，始终未能找到关联发其人。不过，就在1997年之后，他仍没有在冯明昌和华光公司的扩张记录中消失。
据相关人士回忆，国内多家银行是从1998年起和冯明昌接触并开展业务往来的。深发展有关负责人告诉《财经》，那时许多银行信贷员得排着队找冯明昌，要拉到他的生意还真不容易。中行佛山分行一位经理人员则告诉《财经》，冯明昌当时还是脚踏实地办企业的，他记得在1998年，中行一年内大约向华光公司放贷几千万元。
1999年开始，冯明昌从银行的借贷规模迅速扩大，其标志性事件，是当年冯明昌收购了一块位于遥远的马来西亚的山林。
关于这块海外林地的收购，《南方日报》曾有报道，“华光板材厂利用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的有利商机，果断出击，以低廉的价格在马来西亚买断了近1000平方公里(10万公顷——编者注)山林开采权，组建直升机运输队和远洋运输船队，规模迅速膨胀，成为亚洲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
一位当年曾负责华光在马来西亚山林项目的知情人告诉《财经》，冯明昌正是通过该项目从工商银行南海支行贷到5亿元人民币。
收购交易从1999年5月启动，7月完成。正是在这年5月18日，新华社报道称，民营企业家冯明昌旗下板材企业从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获得5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这是迄今为止，广东金融业给予民营企业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
虽然新华社消息将获得授信的企业称为“一家民营企业，现有职工近1万人，总投资额超过8亿元，是目前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装饰板材生产基地”，而这种描述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亦官亦民的华光公司，但细心人不难发现，这一回，与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签约的企业并非华光公司，而是另一家企业粤华装饰板材厂(下称粤华厂)。
华光与粤华并非一种混淆。《财经》在采访中发现，由冯明昌担任法人代表的粤华厂确实存在，而且也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粤华厂的注册资本仅230万元人民币，组建单位为沙头工业材料公司。沙头工业材料公司溯及踪源则与华光厂颇为相似，同在1990年成立，组建单位同为沙头镇政府，董事长同为关联发。
稍做推算，冯明昌以粤华厂之名拿下5亿元授信是5月，以华森公司大股东身份取代关联发出任华光公司董事长是7月。前后两个月时间，其中内情不得而知，却令人思索。
既然冯明昌已经明示民营企业家身份，何以在工行贷款不以华光公司出面，却使用粤华厂名义，原因不得而知，抑或与华光公司的“外资身份”有关。需要说明的，这种张冠李戴式的银企合作迟至2001年仍在进行。
广东发展银行南海分行有关负责人告诉《财经》，2001年4月，冯明昌曾以粤华厂的名义向广发行提出贷款要求，得到了广发行总行的批准，授信额度为5亿元。粤华的抵押物是进口木材原料和成品板材，以及3亿元的定期存款。
之后，广发行南海分行在办理贷款抵押手续时发现，这笔贷款的贷款主体和经营主体并不一致——冯明昌以粤华厂的名义提出贷款要求，但贷款却准备用于华光公司，其提供抵押的资产也属于华光公司。
另外，他们发现冯明昌在提交的资料中，谎报粤华厂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而信贷人员在粤华厂营业执照上看到的注册资本却只有230万元人民币。此后，广发行信贷人员在粤华厂作资产评估时，发现用作抵押的成品板材用纸皮箱封着，一箱箱地垒放起来，粤华厂的人口头宣称箱子里有多少立方的板材，但信贷人员发现这些箱子中有光线透出，因此怀疑是空的，于是提出抽检，但遭拒绝。后来该行人员爬上货堆，开箱检查，发现里面都是空的。广发行最终没有发放这笔巨额贷款。
“产权明晰”“冯明昌家族合资公司”正式奠立
2001年，华光公司又发生了一起重大股权变动。1月3日，华光厂将所持华光公司46%的股份转给另一家公司南海华光板材实业公司(下称华光板材)，后者成立于当天，其企业性质为“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达1688万元的华光板材有两名股东，一为冯明昌，持股90%；一为冯氏之妻妹卢碧艳，持股10%。冯、卢二人皆为自然人股东。
至此，华光公司实际上成为“冯明昌家族合资公司”——中方是冯明昌和卢碧艳，外方是冯明昌、卢碧茹和孙延辉，沙头镇政府彻底退出。
没有记录表明，华光板材在从华光厂手中获得股权时曾经出价购买。事实上，华光厂早在1999年3月即已在南海市工商局的登记资料中注销。由是观之，始于2001年的转让，更像一次“产权明晰”的过场。
在股东更新冯氏掌控的华光公司，冯明昌只当了13天董事长，遂让位于身为华光板材小股东的卢碧艳。至当年9月，冯卢易位，冯再任董事长。
其时的华光公司已经是地道的家族公司，董事不过冯明昌及妻子卢碧茹、妻妹卢碧艳三人。其内部职位互换缘由何在则不得而知。
“华光帝国”一笔笔巨额银行贷款支撑华光狂飚突进
1999年至2001年，对冯明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三年：长期以来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出现的冯明昌，只是在这三年间才真正将华光公司纳入个人名下；而长期的政府关系和政府出身，正方便大举向银行贷款，并凭借一笔笔巨额贷款，支撑他已经完全掌控的“华光帝国”狂飙突进式的扩张。
据《财经》调查，冯明昌的大举扩张，在依托华光公司之外，更多的是通过一系列新成立的关联公司来实现的。从2000年至2002年，冯明昌以不同方式成立了至少7家公司或工厂——
2000年9月至12月，短短3个月内，先后有3家外商独资企业在南海市沙头镇工业区注册成立。这3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全是冯明昌，其外方企业也全是一家——香港德华国际有限公司。这三家独资企业分别为南海华盈木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900万港元，投资总额9000万港元；南海进益木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196万美元，投资总额2990万美元；南海华茂木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400万美元，投资总额800万美元。
香港公司注册处的工商资料显示，德华国际有限公司正是由冯明昌及其妻卢碧茹组成的私人公司，成立时间为2000年8月，注册地址与华森企业有限公司的办公地址一致。据《财经》在香港调查，德华并无实际业务，不过是一个空壳公司。
2000年5月前后，在与华光公司仅一河之隔的沙头镇环球工业区，冯明昌建起了一个胶合板车间，被称为“亨达胶合一车间”。2001年八九月间，另外两个同属华光的旋切车间和“亨达胶合一车间”一起，构成了“亨达分厂”。华光员工告诉《财经》，亨达分厂一直没有明显的招牌，大约于2001年九十月间开始招工，而招工一直由华光公司统一负责。
“亨达胶合一车间”建成后，另一个中纤板车间又开始在亨达附近开工兴建，至2001年底，该中纤板车间建成1号、2号生产线，据称每条生产线价值2000万元人民币，两条生产线于当年底投产。2002年五六月间，3号线投产；2002年底，又建成了4号、5号、6号线。这个中纤板车间一度被华光员工称之为“佳顺分厂”。
与此同时，在亨达和佳顺所在的这片大约500亩的厂区上，又将佳顺中纤板车间的4号线划出来，成立了一间名为“恒益”的工厂。此外，还建起一座热电厂，负责为亨达等厂的生产提供电力及蒸汽。
上述在南海本土的扩大再生产项目，在中共南海市(现为区)委政策研究室编撰的《年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综述》里，也可以找到佐证。《综述》显示，2000年，华光投入6000万元新上中纤板车间；又租地380亩新上成品胶合板生产线，预计投入2亿元；至此，华光厂房占地达1600多亩，拥有员工1万多人，年产值超过20亿元，销售网点遍及全国各地及欧美、中东、日本等地。其名号从“全东南亚最大的木业制品生产企业”升级为“亚洲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
在南海本土大手笔扩张的冯明昌，在2002年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的山林。这一次，他的手笔更大。2002年4月4日，世界木业巨头RAYONIER公司与华光林业有限公司(Huaguang Forests Co. Limited)签署协议。根据协议，RAYONIER以6350万美元，将新西兰东海岸吉斯伯恩约33615公顷林地的99年运营权售予华光。
5月28日，Rayonier宣布与华光的交易已完成。2002年12月20日，在最后付款期限前，华光向Rayonier全部付清了交易款项6350万美元。
因为贷款而有了钱的冯明昌，除了在国内和海外大举扩张，还开始捐助公益。正是在获得工行广东分行授信5亿元人民币的1999年，冯慷慨解囊，兴建了数个公益项目，包括华光中学、沙头医院、华光公园及一条马路，其中华光中学投资近4000万元。
“沙头镇有一半是他建的，”华光厂区小卖部的楼姓老板说。
“官民合一”一系列巨额交易在香港兴业与华光间展开
在“华光帝国”迅速扩张的同时，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兴业控股有限公司逐渐浮出水面。
中国兴业大股东原为南海籍港人邓六根，1995年易手南海人梁绍辉全权控股的Mighty Management Ltd公司(MML)。后者虽为私人企业，但梁事实上是原南海市财政局副局长。早在1995年交易进行之时，当事人便心照不宣。香港市场与有关当事人始终确信，中国兴业已成为南海市财政局背景的“染红公司”。
中国兴业的主业系国内桂林、广东等地的少量物业，经营并不很景气，但股价在1997年“红筹热”中也曾同步飚升，最高探至1.7港元。1998年以来，该公司经营不景，股价下滑，一直是低价仙股。
自梁绍辉入主中国兴业后，该公司持股10%以上的大股东为两家：一是梁氏执掌的MML，持股1.1亿股，占总股本的22.7%；一是新建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493万股，占总股本的13.33%(据中国兴业1999年年报数据)。
2000年4月28日，中国兴业与卢碧茹签订发售新股协议，以每股0.25港元向独立第三者卢氏发售每股面值0.1元之新股份9600万股，集资2400万港元作为公司营运资金。卢由此成为中国兴业第二大股东，占总股本的16.47%，但卢并未进入中国兴业的董事会。
1996年以来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的中国兴业，其时在香港市场无人追捧，交易量极为有限。在2000年4月28日，中国兴业与卢碧茹签署发售新股协议的当天，其股价约为每股0.23港元，比协议中卢氏的购买价0.25港元为低。可见卢氏进入中国兴业，并非出于商业考虑。
2001年10月，就在冯明昌重返华光公司董事长职位后一个月，原南海市财政局局长孙伯宽加入中国兴业董事会，成为与梁绍辉齐名的联合主席。此后，华光公司和中国兴业又出现新的交易。
中国兴业的年报显示，2002年2月19日，中国兴业与黄浩洋签订收购协议，以总价2.7亿港元，向黄浩洋收购Can Manage Trading Limited之全部已发行股本及股东贷款。Can Manage的主要资产，是其在南海佳顺木业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份权益。
6月25日，中国兴业再次与黄浩洋签订收购协议，以港币3830.6万元向黄浩洋收购Shi Men Properties Limited的全部已发行股本及股东贷款。Shi Men的主要资产，是其在南海亨达木业有限公司之所有股份权益。
黄浩洋系何许人也，尚无线索。但南海市工商局的注册资料显示，南海佳顺木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31日，注册资金3980万港元，投资总额9000万港元。外方为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康美贸易有限公司；而南海亨达林业有限公司则成立于2001年10月31日，注册资金800万美元，投资总额1300万美元，外方同为康美贸易有限公司。这两家外商独资公司的法人代表均为神秘的黄氏。
收购佳顺、亨达前一年的2001年，中国兴业的营业亏损为597万元。而在收购佳顺、亨达的2002年，中国兴业一转连年亏损之颓势，当年扭亏为盈，全年经营赢利达1805万元。中国兴业2002年的盈利完全归功于对佳顺的收购，其年报显示，佳顺2002年全年产量共13万立方米，总销售额为港币1.34亿元，全年净经营利润港币6922万元，“为兴业提供之盈利贡献为5564万元。”
目前还无法确认佳顺、亨达两公司与华光的关系，但《财经》在采访华光厂区时发现，两家公司的厂区与华光公司连为一片，在华光员工心目中同为一家，正是当年华光的“亨达分厂”和“佳顺分厂”所在地。华光员工并透露，黄浩洋曾在华光公司工作。
华光公司与中国兴业更进一步的关系尚需探究。但记者在香港采访时发现，目前中国兴业的总部所在地永安广场901单元，正是2001年5月华森公司以2550万港元高价买下的物业。
2001年，正是冯明昌的华光板材从沙头镇的华光厂接受华光公司46%股权的关键年。
尾声“华光帝国”缔结的庞大关系网仍未现全貌
“华光骗案”事发后，多年来相当低调、今天骤成焦点的冯明昌已被拘押。此外，还有多名当地政府官员及银行负责人被调查。由于专案组及南海官方至今未有正式消息披露，人们对整个案情仍难窥其详。
1999年以来有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华光公司，资金链究竟如何断裂，后果怎样，现在仍不得而知。种种迹象表明，2002年底是个分水岭。
虽然2002年3月香港的中国兴业曾经完成了大规模收购，但华光公司的资金紧张似乎来得更早。《财经》采访获悉，该公司原材料短缺始于2003年初，公司在新西兰拖欠工资始于2002年底，而公司在马来西亚的拖欠工资则可溯至去秋。曾经在马来西亚加工厂工作过两年多的黎永成于去年4月回到沙头镇。今年2月，老板冯明昌再次叫他去马来西亚准备筹建一个打碎厂以供应中纤板的生产。但黎在马来足足等了三个月，资金也没有到，最后又打道回府。
据香港媒体今年9月报道，华光被披露出巨额问题贷款，与今年初南海市并入佛山市有关。据《财经》记者在南海采访多位知情人获悉，这一因素是促成华光庞大资金链断裂的最主要原因，这一说法也是当地人的普遍看法。
2003年1月8日，并入佛山市的南海区正式挂牌，成为佛山市五个行政区之一。而在此之前，也即2002年底，原南海市在合并过程中与佛山市进行财政、金融交接，在交接审计时，南海多家银行及信用社均出现严重逾期、迟迟无法回收的巨额贷款，而这些贷款很多都贷给了华光，总额达40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坏账最严重的工商银行南海支行，有近20亿元人民币贷款迟迟无法收回。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促使有关部门加强对当地银行的监管，多家银行几乎一致停止了对华光的贷款，最终导致华光资金链的断裂。
无论如何，从1990年的一家镇办企业开始起家的“华光帝国”，在其13年的发展中与政府和银行构成了诸般复杂的利益关系，其最终案情真相极为引人瞩目。《财经》仍在继续对此案进行调查，并将适时将较为完整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本刊记者康伟平、张帆，本刊特约记者章文、端绵对此文亦有贡献
辅文
这块曾被广为鼓吹的马来西亚山林，不仅面积大幅缩水，价值也远低于冯明昌藉此获得的巨额贷款
马来林地光环剥落
□本刊记者康伟平发自马来西亚
2003年9月，“华光事件”爆发次月，香港媒体披露，华光公司“在1999年以40亿元巨资越洋收购马来西亚一处山林，但该项收购其实是一个‘骗局’。收购令企业日后出现财政困局，最终导致在今年8月中全面关闭，逾万员工加入失业大军”。
在一年前的2002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亦提及此项收购，不过通篇皆为溢美之词——“华光板材厂利用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的有利商机，果断出击，以低廉价格在马来西亚买断了近1000平方公里(10万公顷——编者注)山林开采权，组建直升机运输队和远洋运输船队，规模迅速膨胀，成为亚洲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
前后两篇报道一褒一贬，皆因一年前的“华光帝国”正如日中天，而一年后则轰然倒塌。
据《财经》调查，华光对马来西亚山林的收购固然实有其事，但其面积及价值却与当初的鼓吹相去甚远，其运营也一直捉襟见肘。而“华光帝国”的由盛转衰也由此块山林肇始。
进军海外
收购马来山林，是冯明昌掌控之下的华光公司大规模向银行借贷扩张的开始。一位当年曾负责华光在马来西亚山林项目的知情人告诉《财经》，1999年5月，冯明昌正是通过该项目从工商银行南海支行贷到5亿元人民币。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介绍，由于中国板材行业普遍信赖进口木材，因此直接到海外购买山林采伐权，若经营得当，可大大节省原料成本。
据他回忆，1999年，马来西亚当地一位林姓华人因经营不善，急于将手头一块位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山林脱手。通过一位(以下简称“深圳光大”)华人朋友的引荐，林和深圳光大木业公司取得联系，并将山林资料寄到深圳光大。但深圳光大当时无意投资。
正在这时，冯明昌出现了。
1999年5月，冯明昌与当时的深圳光大总经理吃饭。席间冯明昌提出，能否帮他在马来西亚搞一块山林？如果能帮成忙，他可以给一笔中介费。碰巧，林姓华人要卖的那块山林和冯明昌开出的条件很吻合，深圳光大总经理便推荐给了冯，但无意收取中介费。
两天后，山林资料送到冯明昌处。没过几天，工商银行南海支行便批了这个项目，同意向冯明昌贷款5亿元人民币，用于购买这块山林10年的采伐权。
此后，冯明昌和马来林老板在香港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谈判，并于当年7月正式签约。而其成交价格仅为2100万美元，远远少于冯明昌藉此获得的银行贷款。
愿打愿挨？
为进一步调查这块在华光扩张史中至关重要的马来西亚山林，《财经》记者于10月26日飞赴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机前往华光在马来西亚的公司所在地——沙捞越州SIBU市。
沙捞越州位于东马来西亚(以下简称“东马”)，南邻印尼。SIBU系沙捞越州港口城市，拥有近20万人口，其中华人占很大比例。在SIBU随处可见挂有中文标牌的店铺，或是“茶铺”，或是“药材行”。在SIBU，可开采的林地被称为“林芭”，而SIBU的很多企业都拥有“林芭”，做木材生意的人更是比比皆是。
当地知情人告诉记者，华光是多年来惟一一家在SIBU购买山林砍伐权的中国企业。实际上，尽管东马林地资源丰富，但来此购买山林的外国企业却较罕见。一则东马山林已经砍伐过度，政府也已加强管制，对砍伐数量和林种都有严格规定；二则外国企业在山林砍伐的技术和管理上都存在诸多困难，很难赚钱。
据悉，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东马木材业发展初期，许多外国企业来东马购买山林，其中以英国企业为多。但未几，皆因采伐成本过高而难以为继，外企纷纷将山林卖给本地人，撤资回国。上世纪70年代末后，到东马投资山林的外企日渐稀少。
记者在沙捞越州森林局SIBU分局采访获悉，华光购买的山林靠近印尼边界，当地人称加帛上游，面积仅为6.4万公顷，而非华光号称的10万公顷。
1999年，华光是从SIBU地区一家中等规模的企业——公泰(UMAS)手中购买这块山林的10年采伐权的。公泰老板林鹏寿系华裔，在当地小有名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公泰迅速陷入困境，至1998年濒于倒闭。
不少SIBU当地的知情人在接受《财经》采访时都表示，当年公泰与华光交易时，他们都认为这笔买卖是公泰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就在华光收购这块山林后，公泰便宣布破产，林鹏寿携子移居新加坡。
据悉，公泰在马来西亚的后期欠债累累，不仅欠银行大量贷款，还欠当地厂商不少货款。
为获得这块林地，华光一次性付给公泰2100万美元。但SIBU当地的知情人都表示，这块地根本不值2100万美元，而且华光根本无须一次性支付这笔交易款。
记者在SIBU林业局调查发现，华光购买的这块山林标号“3155”，其砍伐权牌照于1985年第一次发放，可见它已非一块“处女林”(当地称谓，指未经砍伐的林地)。
一位当地人士介绍，公泰最初希望把这块林地卖给SIBU最大的木材商——常青集团。但常青对这块“已被砍伐过”的林地没有兴趣，这才有了后来的华光。
不少当地木材商均表示，用2100万美元购买这块没人要的林地简直匪夷所思。“别说2100万，连1000万都嫌太多”，一位木材商如是说。
而且，华光为这块林地采取一次性支付，在这位木材商看来也是“十分异常之举”。他解释说，东马山林砍伐权的买卖，往往是拥有者通过将山林的砍伐授权给别人做，交易金额即是拥有者每年抽取佣金的总和。比如华光购买了这块山林10年的采伐权，按当地惯例，肯定是按年向公泰支付佣金，根本无须一次性付款。
他进一步解释说，山林砍伐权买卖之所以极少一次性付款，一则因为佣金数额往往较大，买方一次性给付很困难；二则因为山林砍伐权的牌照为政府林业局发放，而地方政府的换届经常会影响木材商对牌照的持有，这无形中加大了砍伐权交易的风险。
当地木材商一致认为，华光采取一次性支付方式购买这块“卖不出去的”山林，如果不是因为华光“很傻”，就一定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捉襟见肘
照理，靠马来山林项目而获得5亿元巨额贷款，华光在马来西亚展开经营应无资金之忧，但事实并非如此。知情人告诉《财经》，1999年，在华光收购马来山林后，他被冯明昌聘请前往东马开办华林公司，负责这块林地的采伐加工。
但从一开始，华林公司的运作资金就显得捉襟见肘——新公司启动需要大量流动资金，但冯明昌总是拖欠流动资金到账。据预算，华林公司每月至少需要100万美元流动资金，但由于南海本部的资金迟迟不到账，华林不得不经常性地拖欠当地工人工资。
资金紧张之外，这位知情人对冯明昌的一些插手华林公司的举措也颇为不满，认为后者毫无管理境外企业的经验——
首先是冯明昌派去马来西亚的十几名管理人员“素质低下”。这些人中有一人是冯明昌的表弟崔志和，时任华林公司副总。当时，这批人随这位知情人一同前往马来西亚，在当地机场过关时被查出携带黄碟。此外，这批人全都不懂英语，其入境表格全部得由知情人代为填写。填表时，这些人就在机场内坐成一圈侃大山。
其次，由于华林在当地人生地不熟，这位知情人一早即建议将采伐运输工作发包给当地合同商。但冯明昌拒绝了这一建议，坚持由华林在当地自行雇佣采伐工人和运输工人。
于是，在干了半年之后，这位曾于80年代初公派留学德国的木材专家决定辞职回国，而冯明昌也未作任何挽留。
人去楼空
2002年，是“华光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一年，当年八九月间，华光在马来西亚的林场首度发生工人罢工事件。今年8月“华光事件”爆发后，华光派驻马来西亚的人员因“没人指导工作”，全部自己跑了回来。
上述情况得到了SIBU当地人的印证。《财经》记者在靠近SIBU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找到了三间与华光有关的公司——华林投资有限公司、华建投资有限公司和华顺木业有限公司。
华顺位于这栋写字楼的一楼，办公室已是人去屋空。二楼则是挂有“华林”和“华建”标牌的办公室，屋里虽有人办公，但大门紧锁。
在三楼和四楼，记者看到了类似住家的两间屋子，一位正在屋内收拾的小姐说，三四楼曾是华光管理层的住所。此时，屋里一片狼藉，这位小姐正将一些生活用品和公司资料搬出。据称，房东要他们腾空，好租给别人。
华顺公司的加工厂位于SIBU附近的Tan jung manis港。从SIBU码头出发，坐快艇沿拉让河向上游行驶约60公里就到了Tan jung manis，这里距入海口仅20公里，木材从这里装船运走十分方便。
华顺加工厂距码头仅几公里，厂区很大，铁门紧闭。记者赶到时，一辆装满碎木屑的大卡车正驶出工厂。门卫称，目前“工厂正在正常生产，并已经换了新老板”。他还强调，工厂里已经没有一个中国人了。记者注意到他的胸牌上，还留有华顺木业有限公司的字样。
记者还获悉，在华光的人撤离SIBU前，即今年8月中旬，崔志和曾向当地森林局递交了一份“态度诚恳”的函件。函件要求暂缓收回有关林地的砍伐权，并称正在积极设法解决问题。据悉，SIBU森林局同意了崔的这一请求。
就在记者发稿前，一位当地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将在近日派人过来，解决华光在SIBU的遗留问题”。而当地不少被华光拖欠货款的厂商听闻这一消息，都显得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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