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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包括政府官员及全区300多名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家代表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探讨了“商务成本与民营经济发展课题。
在论坛会上，樊纲发表了题为“体制改革、政策调整与民营经济发展的专题演讲。
樊纲说，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使更多的企业家来你这里投资
，更多的企业来你这里发展。围绕着这些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体制、政策该怎么调整？
他指出，政府不可能代替企业去创新，政府怎么帮助企业创造一个成本较低的环境，让它去竞争，使它的总体商务成本下降。从根本上讲，为什么要政府，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省却每家企业为了获得公共信息而奔波于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最近，上海市提出一个概念：政府的工作围绕降低商务成本来做，这就提到了点子上去了。
那么，企业的商务成本包括哪些内容呢？对此，樊纲解释说，企业商务成本包括政府成本、体制成本、资金成本等多项内容，其中占最大比例的就是政府成本。一个企业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人力、物力跟政府打交道，跑各种政府关系、各种政府批件。怎么样来降低这些成本，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现在之所以政府审批还很多，政府成本还很高，很大一部分是产业政策的审批。民营、国有能进哪个产业，哪个产业要发展，哪个产业不要发展，每个地区的政府都在研究自己的产业战略、产业发展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看起来这好像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而欧共体恰恰就出在这个问题上。
樊纲认为，以前我们搞国有企业的时候，制定一些产业政策，还有些道理：国有企业的钱是国家的，企业的领导不会认真负责，他不去研究哪个企业、哪个产业怎么样，所以政府还要控制它。而现在搞民营经营，他投哪个产业、不投哪个产业，他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比你多、比你精。他关心所投资那个产业的情况是真正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搞不好就要倾家荡产。因此现在我们更应该提出，以前政府不要管企业，到了今天现在地方政府也不应该再管产业。中央政府从全局的战略角度也许还得再管产业，而地方政府就不应该有产业战略。
樊纲说，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唯一需要政府做的是如何降低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商务成本——体制成本与政府成本，是在公共政策上加以规范和调整。如环境问题、社会政策等。但具体到搞什么产业，以后越来越多是企业的事情了。而对于多数的中国地区来讲发展什么产业不仅是你决定不了的，而且也是你没有资格挑肥捡瘦的问题。就目前中国的整体状况而言，我们还有4亿农民等着进城。什么产业都得搞，从高端到低端。中国的大多数地方现在没有产业结构提升的问题，是扩大的问题，即使是最低端的制鞋造袜也存在一个如何长期留在中国，不能让他流到印度或别的国家去，就一个地区来讲，也要想办法让它留在当地，不能让它流到别的地区。所以说，制定一个产业政策，还要审来批去，有什么现实意义？
樊纲说，就目前情况来讲，政府的权力本身就成了创造审批权的需求，很多政府部门的存在，就不断地创造出一些审批的内容、审批的项目，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政府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你不能自己为自己设置一些审批的权力，即使非得审批不可，那这个审批必须是法律赋予的，否则，这就是一个强权。而现在的情况是个人、企业凡是没有审批、没有同意你可做的，你都是不可做的。这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为什么没有创新，难以超越发展的结症之所在。(11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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