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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
近段时间来，无论是央行行长周小川，还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频频发布一系列的关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言论，而且也推出了一系列国内银行业改革的措施。如利率市场化、部分资本帐项有限制的放开、银行业对外开放全面升级、提高合格的境外投资者进入国有银行持股比例、计划国家财政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国有银行准备上市等等。从这些大的动作来
看，国内银行业改革真正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这一系列改革，当然是好事，这也是人们早已形成的共识，可以说，国内银行业如果不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是永远无法走出困境的。
但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如何走？如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人们心中有底吗？如果还是用以往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那么国内银行业改革的成本有多大？而这些成本又要谁来承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银监会是希望有所作为，是希望从中国银行业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但是这样做会成功吗？特别是对问题缠身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仅仅是依靠上市就会把多年积累的问题一了百了吗？实际上，事情并不会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考虑或谋划不周，国内银行业改革的许多方面仍然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近几年来，日本金融改革所走过的路应该是一个好的借鉴。
日本金融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如1996年11月的“金融改革大爆炸”，1998年10月的金融再生重建法，以及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呆坏帐；1999年3月用财政资金注入金融机构；2001年3月起再度实施零利率政策；2002年4月起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等。看上去，日本政府对其金融改革的决心下得很大，特别是对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问题更是试图彻底得以解决，但实际上几年改革下来收效甚微。
根据日本各金融机构的资料，日本七大银行集团到2001年4月的潜在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8万亿日元，至2001年9月底21万亿日元，至2002年3月底更是增加到了27万多亿日元。还有，地方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等基层金融机构的潜在不良贷款余额也在不断攀升。截至2002年3月底，日本民间金融机构持有的不良资产仍有52．4万亿日元，比2001年同期增加9．5万亿日元。经过改革，不良资产不减反增。即使是2003年日本银行的危机仍然不断。
对于日本的金融改革，为什么改了这么多年仍然是走不出困境呢？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原因讨论很多，在此也不可一一而足，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应该是政府对金融改革的目标与方向不明确，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对金融产业的未来发展弄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日本出台金融改革方案不断，但多是治标不治本，日本银行问题仍然丛生。
以日本的金融改革来对照的情况，尽管由于约束条件不同，许多事情没有参考价值，但是在目标的选择与确定上是会意义的。对于深化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是长痛还是短痛，是治本还是治标，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到底往哪里走？理论界有好的研究吗？这些研究有好的理论基础吗？如果许多问题连道理上都没有想清楚，那么做起来如何就会令人质疑了。
目前深化国内银行业改革最大的几个理论问题应该是：目前国内银行业改革是政治化还是商业化、市场化？银行业改革外在环境改革重要还是建立内控风险管理机制重要？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国内银行业是建立大而全低效率的银行重要还是建立小而美高效率的银行重要？还有，国内的银行改革是先有法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设立制度？等等。如果在这些大的理论问题上不搞清楚，国内银行业改革走向何方是不知道的。甚至于会步入日本金融业改革的窠臼。
目前的金融业改革，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市场化早已成了共识，银监会最近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都表现为银行改革向市场化方向迈步。如国内银行股权的多元化、要求企业客户运行效率的提高、建立与国际惯例通用的会计标准、需求企业和银行的各种信息必须公开透明等。但是银行改革的政治化现象随处可见，如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并没有弱化，这既表现在国有银行对金融资源的完全控制，也表现各地方政府希望建立新城市银行来垄断地方金融，同时最近央行所称的利率市场化（贷款利率规定下限、存款利率规定上限），其实是利用金融管制的方式让社会财富向国有银行集中。
这种国有银行改革的政治化还表现为既得利益集团（如四大国有银行）一方面要把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和维护经济稳定的社会责任揽为己任，由此来反对放开对国有银行参股比例，渲染国有银行对外开放会增加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又把四大国有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归结于国家体制性原因，需求国家财政来承担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之责任。很简单，看看近几年来国有银行系统职工的收益水平、看看他们的福利待遇、看看这些银行豪华建筑的林立，国有银行的利益单位化，成本社会化的现象随处可见。也正是这样，既得利益集团总是会把银行改革推向政治化而不是市场化。
还有，银行的大而全一直是国内银行业改革的迷思。这主要表现在大的银行希望保持其大，四大国有银行如此之大，就是不想分拆，而要追求什么整体上市；对于股份制银行来说，则是在通过有利的融资方式拼命地扩张，无论是区域、产品，还是市场样样都想扩大；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早些时候的淮海银行、现在正在组建的渤海银行、东北银行等都在追求规模越大越好。他们希望借助国际银行业兼并之大潮，以为国内银行业发展也是朝此方向必然之势，因此，通过银行业的改革来达到占有更多金融资源之目的。
实际上，无论是从国内来看，还是从国际上来看，银行大就是效率永远是一个迷思，因为，从一家大的银行来看，如果仅是量上的扩张，而不是质上的发展，那么这家银行要走上市场专业化，要做出自己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是不可能的。而且银行业的兼并只有它们之间的业务上互补性，才能够在兼并后获得效益。否则，如果兼并的银行业务上完全相同，一家银行所提供的服务可以完全由另一家银行替代，唯一差异只是招牌和地点不同，那么，在缺乏市场专业化、金融产品创新的情况下，这种银行的扩张所产生的效益是微乎其微。
《亚洲货币》杂志在1999年底对亚洲最重要的88家银行进行评比，并选出亚洲15家最佳银行，在被评比的88家银行中，资产最多的是国内四大国有银行，但是这四大国有银行并没有列为最佳15家银行之内，反之，其排名都在75名之后。而最佳的5家银行中，只有澳大利亚的国家澳大利亚银行资产规模属于十大银行，其余四家规模远小于所谓十大银行。同时，15家最佳银行的台湾华信银行、新加坡ＫＥＰＰＥＬ银行及菲律宾ＰＣＩ银行都是中小银行。可见，银行的好坏并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质地如何。而银行质地才是与银行的信誉直接联系的。如果国内银行业改革不走出这样一个误区，要想成功是不可能的。
还有，国内的银行改革是先有法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设立制度呢？这也应该是目前国内银行改革一个大的理论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一切都是百废等兴，对新制度的理念，对新制度的理解，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因此，从干中学、从干中确立制度，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法律法规、制度规则不仅陆续出台不少，而且这种理念早在人们心中沉淀了下来。因此，还是以改革初期的方式来进行银行改革其成本一定会很高。
如最近发生的中国工商银行票据事件，在问题出现之前，该项业务风行全国，成了银行信贷最大的增长点，但是问题一出来，各家银行立即严厉收缩，使得银行票据业务立即进入了冰河期。还有，由于最近持续信贷紧缩，一些股份制银行开始采取转让信贷资产的方式来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有人认为，国内股份制银行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其实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中国银行业债权债务在金融机构之间流动的新尝试。但是这些银行行为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吗？如果没有，今后出现问题与纠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可以说，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达的市场体制相比，法律滞后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会增加金融改革的许多成本。
总之，国内的银行业改革，如果不对一些重大的问题理论予以澄清，其改革的思路是否具有明确性、前瞻性是令人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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