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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邦 胡晓莉
目前，波兰的合作金融深深扎根于波兰社会，特别是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虽然数量上远远超过商业银行，但绝大多数合作银行的规模较小，分支机构少，仅能经营传统银行业务，在银行体系资产、存款和贷款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很低。
经济转轨时期
波兰合作银行的危机及重组
1989年以前，波兰银行体系是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利率实行管制，贷款投向和规模决定于政府的年度信贷计划。之后，波兰采取了激进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由于波兰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监管当局降低了银行业市场准入的条件，引入宽松的许可证制度，银行牌照的特许权价值明显下降，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90－1992三年间新成立了70家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加剧，银行盈利能力降低，抗风险能力下滑，使得商业银行资本不足、管理薄弱等先天不足进一步恶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攀升，1993年底达到创记录的30％，87家商业银行中31家被列为问题银行，形成了银行业危机。
合作银行是银行业危机最为典型的领域，风险状况更令人堪忧。1992年，合作银行体系出现了资本水平相对于不良资产过低的情况，1653家合作银行中，680家银行为高风险银行，其中的250多家实际上已经技术破产。合作银行业面临两种选择：迅速提供更多资本以满足银行法和监管规章的要求，从而使银行得以继续独立经营；或加入一个拥有分支机构并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运作的银行。在ＮＢＰ的压力下，不适于独立经营的合作银行将成为拥有分支机构的银行的附属机构。但是，通过建立拥有分支机构的银行推进的重组进程需要资金和法律上的支持。1994年6月，波兰国会通过了《合作银行和ＢａｎｋＧｏｓｐｏｄａｒｋｉＺｙｗｎｏｓｃｉｏｗｅｊ重组法》以及《对某些法律的修正案》，为合作银行的重组和整合奠定了法律基础。
根据该法案，波兰国民银行对合作银行实施了一系列系统的改革和重建举措，主要包括合作银行业的结构性重建和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合作银行业实行三级结构的组织体系，包括合作银行、地区性合作银行和处于顶层的一家国有银行。该法还规定了三层组织体系中不同成员之间关系，以保障组织体系的稳定性。同时发行一系列重组债券，以支持银行购买合作银行的坏账；银行担保基金向独立重组的银行或合并接管银行提供贷款；免除接管行在接管过程中的准备金要求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使陷入困境破产的合作银行数量大大减少，银行合并的数量逐渐增多。随着银行监管当局1998年8月宣布，所有成立于1999年1月以前的合作银行都必须满足30万欧元的资本金要求，1999年合作银行业内部的并购活动迅速加快。
该法案的实施改善了合作银行的运作效率。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建立一些实力不强的地区性合作银行，从而限制了整个行业运作效率的提高。该法试图通过建立一套互为担保的体系对合作银行的地区性分支机构进行整合的构想也没有完全实现，主要障碍是实力强大的合作银行不愿承担接受小银行债务的责任。
对我国合作金融改革的几点启示
一是加快我国合作金融的立法进程。波兰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法律先行。在1989年实行经济改革以后的短短的十几年里，波兰国会先后通过三部合作银行的专门法律，为波兰合作银行业改革和重组提供了法律保障，保持了各项改革措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降低了由于体制转轨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在宏观经济的剧烈动荡时期推行的合作银行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自1984年提出恢复农村信用社“三性”开始，我国的合作金融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在农业银行行使行政管理权体制下以“恢复经营自主权”为主要特征的改革、人民银行领导下的联社和信用社双层经营并辅以名义上的“民主管理”的改革以及近两年以“江苏模式”为代表的探索性改革三个阶段二十年时间，但一直没有解决合作金融的立法问题，有关信用社产权制度安排、组织体系模式、政策扶持措施提法多变，久拖不决，制度变通的空间明显放大，增加了改革的不确定性，提高了改革成本。随着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出台，合作金融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当前应把握改革机遇，把合作金融立法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尽快出台《合作金融法》或《合作金融管理条例》，把合作金融的改革和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
二是推进合作金融组织体系的构造和重组。波兰九十年代合作银行重组之所以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侧重于在合作银行外部组织体系上做文章，而没有解决好长期存在于合作银行内部的产权关系不清、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从而制约了改革政策效果的发挥，但通过重组，淘汰了一大批高风险机构，使合作银行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根据我国合作金融的实际，进一步深化改革应坚持上下联动，优胜劣汰，一方面抓紧建立合作金融的行业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合作金融的整体合力，增强对突发性外部风险的防范能力；另一方面在合作金融机构内部理顺产权关系，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健全约束机制；同时坚决淘汰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内部管理混乱的高风险机构，把政策扶持与机制转换结合起来，真正建立起能够实现“财务上可持续发展”的合作金融企业制度。
三是提高合作金融机构的监管水平。目前我国合作金融机构一方面是管理水平长期停滞不前，风险管理能力低下，另一方面缺乏自我约束机制，外部约束（主要是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功能软弱，在广大农村地区借助于垄断地位，存贷款业务快速发展，规模扩张与能力提高存在着强烈的不对称，导致合作金融系统风险不断累积。鉴于合作金融机构自我约束机制的完善和管理能力的培养需要较长时期，改进对合作金融机构的监管、强化外部约束在短期内是较为现实的选择。首先，建立风险评价体系，尽早发现风险。合作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价体系应尽可能简单，除关键指标（如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例、流动性比例、单户贷款比例）外，应着重对其管理水平和合法合规性进行分析和判断。其次，对合作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管理，对各类机构应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分类标准和监管措施应该充分透明，便于金融机构遵守以及监管人员的自律。再次，健全合作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退出机制不畅增加了道德风险；在机构退出的同时，强化相关人员的退出，增强从业人员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招标、竟价等方式转让金融机构牌照的特许权价值，吸引新的资金进入合作金融行业，壮大资本实力。最后，应以监管促改革，督促合作金融机构制订并落实改革举措，提升内部治理水平，完善自我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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