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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民
《了望》2003年第45期报道，前不久记者在广西农村调查时发现，少数行政宣传标语让人心跳：“该扎不扎，见了就抓”、“放火烧山，牢底坐穿”、“该流不流，拉猪牵牛”……据说，农民对这类标语很气愤，称它是“土匪标语”；专家也大为惊讶，称其为“暴力标语”。
我以为，农民的气愤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但专家的惊讶则未免有些少见多怪，因为在我们这块广袤的大地上，你只要四处走一走，到处都有这类标语在张扬着，就连“坚决禁止越级上访”都能公然写在村口的白墙上，至于“严厉打击……”啦，“严禁……违者罚款ｘｘ元”啦，就更是司空见惯、比比皆是了。
宣传政策、法律，本来是件讲理明性的文明事，何以故作熊虎之状而发豺狼之声呢？广西的一位乡长振振有辞地说，“这些标语对农村社会管理是有用的”，“有的农民素质低，不懂法不懂政策，不守法还对抗政策，所以先在标语里把违法、对抗政策的严重后果讲到他们害怕，他们才可能听政府的，守法守政策”。原来在他们眼里，法律不是全体公民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而是吓唬群众的工具。不过千万也别以为他们仅只是吓一吓而已，“见了就抓”、“拉猪牵牛”……也是他们的“强项”啊。所以农民也毫不客气，把某些乡镇干部与棉铃虫一起归入“四大害”之列。
至于谁更“素质低，不懂法不懂政策”，我看倒很有分辨一番的必要。
法律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其实就是人民公意的表现，它反映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因为相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政府的权力太强大了，稍不留神，就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首先应该是约束政府行为的；至于对人民群众，政府官员的责任则是“要用你们那和蔼可亲的、纯洁的威力和善于诱导的聪明，来保持人们对国家法律的热爱以及同胞之间的和睦”（卢梭语），而不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恐吓和震慑。
事实上，“素质低，不懂法不懂政策”的还不仅仅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在城市里，这类“震慑”的强大威力我们也早已麻木得习焉不察。每一次“集中打击”到来时，街道办事处总要通知座落在本地面上的大小单位，把“严厉打击……”之类的红绿标语贴到显要处；拉着犯人游街的行径虽然早已通令禁止，但行刑队伍故意绕道繁华街道的事依然屡见不鲜……叩问本该知法的执法者，回答是：“为了震慑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呀！”其实，即使按照文革期间的估计，坏人在群众里不过只占5％，凭什么就得让其余95％的群众跟着受“震慑”？显然，在执法者的灵魂深处法律仍是统御万民的工具。
社会研究学者认为，“‘暴力标语’反映一些行政部门和公务员没有摆正主人和公仆的位置”。我以为，社会研究学者仅看到了其中一个侧面；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大批官员、包括司法工作者对于法律的认识，其实还处于“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管子·任法》）；“君不出令，则失其为君，民不出粟、米、丝、麻以奉其上，则诛”（韩愈《原道》）；“法令者，防民之具也”（《明史·刑法志》）……的蒙昧阶段。
笔者以为，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最具权威的应该是公民的权利。但是，如果这些权利只能按规定动作行使，警察腰里的手铐和官员手里的大印就有可能变成咆哮如雷的斑斓虎、屙金尿银的摇钱树。所以要解决某些官员“素质低，不懂法不懂政策”的问题，只靠教育仍然不够，更应该在制度设计上多下些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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