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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平相
老家的堂兄来我家小坐，带来一袋红薯。
礼轻情意重。席间，我频频向他敬酒。堂兄一贯酒量很大，可今天总是欲喝还休的样子。酒至半酣，他终于猛灌了一大口酒，把他的来意挑明了。原来堂兄一连生了四个孩子，
他那刚满20岁的儿子在邻村替人帮工时和村里的一个姑娘好上了，如今眼看着姑娘肚了一天天大起来，送人家娘家的“礼金”还没个着落。堂兄忧忧地说，咱们可是一块挖红薯长大的，你可要帮我一把。
堂兄的话把我带回了贫穷的童年时代。秋后的闲暇时光，像我们十来岁的孩子，除了砍柴放牛，就是下地挖红薯。队上的河滩地不能种稻子，湿地种萝卜，干地就种红薯。到了收获的季节，队长就要组织青壮劳力去挖红薯，挖多挖少不论，因为大人们是按年龄计工分的。那时自家自留地种的红薯有限，所以大人们就要打公家的主意，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边干活边聊天，有意无意地把一些大大小小的红薯埋在地里不捡起来。还有人彼此心照不宣，故意留一小段不挖，盖上些松土，丢上一截树枝什么的算作记号。日落西山时分，队长一声吆喝“收工罗”，大人们便回头望望他们留下的“痕迹”，挑了箩筐往队上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这些孩子都得了大人的指令，一个比一个起得早，带了家伙直奔大人们昨天“挖”过的红薯地。堂兄那时是我们的头儿，他力气大，眼睛也好使，总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松土下面的末垦地，一锄头下去，有时有五、六个红薯连根带起，直看得我们大呼小叫。那时大家都穷，尽管堂兄一家占队上的便宜比我们多，但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过了些日子，我到老家去了一趟，同村干部一块喝酒。在座的村长比我大几岁，家里楼房电器一应俱全。今年他同县上的红薯加工厂签了合同，在村里发展订单红薯。说起堂兄的家事，村长说，你那堂侄儿，书没念多少，又早婚早育，按说要罚他款子，可他家里除了一台黑白电视啥也没有。这次我请他帮我挖红薯，看上去很卖力气，可手底下却常常使坏，故意把红薯铲开，他知道我家没养猪，明摆着是要“捡”回去喂猪。这孩子，在山上砍起树来连兜也要挖掉，可大热天为了和人家争一沟尿样大小的灌溉水竟然向人家挥起了锄头……咳，也不见他日子好到哪儿去。村长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样子。
堂兄两代人的作为引起了我的一番沉思。想当年，大家都穷，揩点公家的油，日子自然好不到哪儿去。可如今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大伙各显神通，该富的都富了，可堂兄一家人的“红薯情结”却怎么也挥之不去，这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贫穷，更是一种精神的桎梏。放眼我们的“三农”问题，看看那些因“多子多福”无钱交上巨额学费而过早辍学的农家子弟，堂兄一家的现状或许会是他们今后命运的翻版。而如果我们都像我堂兄父子俩那样只盯着眼前的些微利益，那我们注定要失去许多比“红薯”更好的东西，比如优良的生态，比如多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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