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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送审稿)》8日起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上征询市民意见。从报道中看，如果这个地方性法规得以通过，那么，“在地铁等轨道交通的车站内或列车上乞讨、卖艺、吸烟、躺卧等危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行为”，就都在禁止之列了。
这看起来恐怕是一个要引起争议的文件。因为，长期以来就很敏感的乞讨现象，在这
种现象比较集中的地铁车站和列车中，这回可能以交通运营安全为理由取缔。
以交通安全的理由取缔乞讨，有那么一点耐人寻味的意思。它意味着，以往城市管理中，那种堂堂正正地以城市的形象为理由对乞讨行为的禁止，或者不再那么有效，或者不再那么堂堂正正了。
实际上，除了长期为人诟病的收容遣送，城市不可能真正消灭影响它漂亮形象的乞讨现象。而当收容遣送制度在批判声中已经寿终正寝，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确立了自愿原则，城市对于乞讨现象，就真的没有什么强制性办法了。因此就产生了车站等场所乞讨人员回流，部分流浪乞讨人员虽有劳动能力但以乞讨为手段，不愿到救助站接受救助等等现象，因此产生了政府所不甘心的“治理失效”。《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不是治理这类的“法”，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可能被看做是一种“办法”。
在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口诛笔伐之中，城市的心理在悄然变化。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乞讨的人，但是人们更不愿意看到对乞讨者的强制———那种事实上终究会带来一个个悲剧事件的强制制度。或者说，即使人们能够接受对乞讨者的强制，却难以接受这种强制背后的血泪。这是人的良心不能接受的。在这样一个从法规到社会心理的变化之中，城市管理的思路、理由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它像整个的城市的人群一样，与其说真正变更宽容，不如说变得更审慎、更有顾忌了。这就很好了。
这样一个地方性法规的送审稿，在政府网站上征询民意，是立法民主化的一种形式。但是，在这样的民意中，不大可能包含那些那些乞讨者、卖艺人，那些在这个城市处于弱势的人。这是民意立法面临的一般情况。表达的习惯、表达的能力和表达的途径，他们都要弱得多。因此，这样的立法，即使有民意的基础，也仍然是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我们无法改变这种格局，也不能否定民意立法的价值。我们只是想让那些能够表达的人，以更开阔、更超脱一些的判断，贡献意见，使在我们面前“通过”的立法更体面一些，更经得起推敲。这就是审慎的体现。
本报特约评论员 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相关报道见A07-08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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