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金融报记者 贾南 发自北京
两位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重量级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先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12月8日作客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际金融报和新浪网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就“三农”问题中最重要部分：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税制改革、农业结构调整和粮食生产安全等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与网友
作了交流。
韩俊表示，中央已经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提法是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应该说反映了新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对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所作出的一种郑重的承诺。
农民增收为何缓慢？
从1997年到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还不到4%，但是这期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接近8
%韩俊说，“三农”问题最根本、最突出的是农民收入问题和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现在是农产品供给最充裕的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最大的时期，也是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从1997年到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还不到4%，但是这期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接近8%。为什么农民收入最近几年增长率这么低，韩俊认为起码有五个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最近几年农产品的价格持续低迷，粮食的价格自1997年以来跌了30%以上，最近农产品价格开始回升，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1998年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它的合理性，特别是对种粮食的农民来讲，在前几年的价格水平之下，基本上是无利可图。而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的增长开始面临需求约束，什么叫需求约束？韩俊作了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比如说从1998年到2002年，城镇居民每增加一元钱的生活消费支出，用于购买食品的只有四分钱，也就是食品收入需求弹性非常低，大家有钱都买房子、出国留学，而不是买农产品。
第二是根本性的原因，是农民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内部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这几年农民增收主要靠农民跨地区流动，外出打工这些最简单的劳动提供，收入很难有一个快速的增长。
第三是农民的负担相对于收入来讲仍然是很重，税费改革现在在30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全面推开，对农民减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相对的税收负担在所有的社会阶层里面还是最重。比如城里有工资收入的居民，税收起征点是800元钱，一年收入9600元才交个人所得税。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2400元，他就是颗粒无收，按照目前的税收体制也要交税。所以说农民的相对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四是农村的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不够发达，也就是说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置业的支持力度还是远远不够。这样一来，农民的教育负担、医疗卫生负担增长就非常快，也对农民增收形成很大的制约。
第五是制度方面原因，尤其体现在土地制度方面，从1987年到现在，国家大概征了2300万亩地，有3000万农民部分失去土地，现在各种形式的侵犯农民土地权益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矛盾最尖锐的一个问题。
卢锋教授则表示，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农村人口的年人均收入是2400多元钱，城市人口年人均收入7000多元钱，也就是说农村人口收入只有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另外，城市人口不同程度地享受了一些没有直接表现为收入的福利如医疗、住房、公共投资改善环境的效用等等，因而城市实际收入差距甚至比统计数据反应的情况还要大。
农业税制存在缺陷
农业税的实际执行税率在绝大多数地区是8.4%，根据调查，这个税率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下，对农民来讲确实是非常高的
韩俊说，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大家都知道一句顺口溜叫“头税轻、二税重、摊派是一个无底洞”。税费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目的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费归并为一道税，农民交了一道税，其他的负担都可以不交，这种方法对于规范农村不合理的各种收费，对减轻农民负担确实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它还不是减少农民负担的治本政策。
而在税费改革以后，制度上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
一是农业税的税率偏高。税费改革以后，农业税的正税税率是7%，附加是20%，也就是说农业税的实际执行税率在绝大多数地区是8.4%。而这个税基是土地的常年产量，一般是把土地在1995年到1998年期间每一亩地平均产多少粮食作为一个税基计算，对土地常年产量征8.4%的农业税。根据调查，这个税率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下，对农民来讲确实是非常高的，因为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还没有10%，也就是说征8.4%的税对很多农民来讲，土地长的全部剩余都被征走了。
二是税制不科学。在目前农业税制度下，农民的口粮、种子、用于教育的支出、用于医疗的支出等都要征税。现在对土地的常年产量来征税，实际上是对农民的生存费用也在征税，所以税制是不科学的。
三是城乡不公平。农民交税没有一个起征点，也没有免征额，就是今年欠收，产量很低，甚至颗粒无收，各种税从法律上讲还是都应该交。而城里面的税就有一个起征点。所以说城乡之间的税收制度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不平等的。
“逐步统一城乡税制”
明年农业税的税率要降低一个百分点，估计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农业税的问题、城乡统一税制的问题会有实质性变化
韩俊表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一句话：“要创造条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实际上最终的目标就是取消农业特产税，现在的政策目标是非常清楚的，明年的农业税的税率就要降低一个百分点，今后估计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农业税的问题、城乡统一税制的问题就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当然，农村的问题绝对不简单地是把农业税免掉，农民问题就解决了。”韩俊说，真正的问题还是农村供给问题，现在农村发展最大的问题是，在过去城乡分割体制下，形成了‘乡事乡办、以制定税’，乡里村里的事自己办，要办这些事需要多少钱就跟农民收多少钱，这样使得乡里和农民的关系非常紧张。如果公共财政不能覆盖到农民，如果科技推广、公共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财政的支持，我觉得农村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将来财力增强以后，中央明确提出以后新增财力要重点用于解决“三农”问题。除了对农民进行直接收入补贴以外，还应该拿出相当一部分钱来提供农村和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品。
卢锋认为农业税开始调减，甚至提出一个在长期来看有可能取消政策的信号，是非常对的，它是直接解决农民收入过低的重要手段，因为减少负担，就是增加收入，这是一个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方法。
价格补贴不可取
农民收入低，好比水缸里水少；政府与其通过税收从水缸里取走一瓢水，然后又通过粮食补贴倒回一瓢水，还不如干脆不取不还
谈到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卢锋说，现在把粮食的价格补贴改成收入补贴，是一个重要改进，但是我觉得更合理的改进应当是逐步同时取消补贴和取消农业税收，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无论从提高农民收入角度，还是从现在农业和农村政策内部一致性角度，都应实行减少直至取消农业税政策。
针对具体农产品的价格补贴政策，卢锋认为最不可取。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政策实践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价格补贴效果不好，不可取。从一般理论角度看，对一个具体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扭曲市场机制作用，必然会有一个效率损失。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粮食价格补贴，背后假定是粮食总是不够，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产品都有一个相对的过剩或者相对的紧缺。价格补贴干预市场，就可能导致在它过剩的时候不能有效地调解，结果导致效率损失。由于政府的干预是通过价格干预导致的，又通过流通环节的垄断把所有过剩的粮食买到政府仓库里，最后就表现为政府亏损。
现在中国加入WTO后，价格补贴还有外部约束。但是即便不考虑外部因素，从国内资源配置效率考虑，大规模价格补贴也不可取。这是几千亿元代价买来的教训，在这一点上现在形成共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避免今后再出偏差。
卢锋表示，一定用补贴的话，收入补贴比价格补贴要好。收入补贴不会直接干预市场，不会造成产品相对过剩。但是从长期政策调整看，还可以取消粮食补贴，同时取消农业税负。道理很简单：农民收入低，好比水缸里水少；政府与其通过税收从水缸里取走一瓢水，然后又通过粮食补贴倒回一瓢水，还不如干脆不取不还，那样更简便有效，因为能够节省操作成本。卢锋教授表示，可能受到“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财政规矩约束，从短期看粮食价格补贴改收入补贴，是必要的改进和过渡阶段。但是从长期看，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财政手段提高农民收入，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理性看待粮食涨价
粮食涨价肯定可以调动农民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近期粮价上涨应当是对几年来较低粮食价位的回应，不能得出目前粮价过高的判断
今年9月份以后，粮食的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到现在为止，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在产区大约是上涨了10%-15%，粮食涨价以后，油的价格、肉的价格，各种跟粮食相关的产品的价格都在涨价。对城市居民来说，大家不希望涨价，但这次涨价以后没有出现抢购，也并没有出现恐慌，说明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里大部分老百姓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物质的承受能力和心里的承受能力都在提高。当然涨价也使得一部分城市低收入阶层的的居民生活负担加重。
但韩俊部长说，对于农民来讲，涨价是一件好事，我们要理性地看待粮食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比如说农村税费的改革，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今年我们财政用于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资金就是300亿，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粮食就按9000亿斤来算，一斤粮食涨一毛钱，就是900个亿，如果按50%来算，农民的现金收入就增加450亿，所以说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这么缓慢，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农产品价格低迷，适度的粮食价格上涨对缓解农民发展面临的难题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到现在为止，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还是一种恢复性的上涨，还没有涨到1998年的水平，到今年11月底，农产品的综合价格水平只相当于1998年的农产品的综合价格水平的85%。
粮食减产，这是粮价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更长周期来看，粮食减产有一定的合理性。现在粮食涨价肯定可以调动农民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我们过去10年没有真正让市场在引导粮食的供求平衡方面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而这次一定让市场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
卢锋教授说，粮食价格近期上涨，但上涨幅度目前还难以看得准。从统计部门全国范围统计数据看，今年秋季粮价上涨幅度不到10%。全国主要三个粮食品种10月份简单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元2角3分，远远低于1995年同期的大约每公斤2元的高价位。
可以肯定的是，近期粮价上涨应当是对几年来较低粮食价位的回调，不能得出目前粮价过高的判断。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结构调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不是要求每个地区都种粮食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农业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绝大多数农产品的供给已经告别了长期的、全面的量的短缺，农业的发展开始面临着明显的需求约束，现在是中国历史上，农产品供给最丰富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韩俊认为，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就是把提高农业的效率、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全面提高农业增长的质量放在第一位。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更侧重于质量、效益、竞争力。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在这个方向推进农业结构调整韩俊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加入WTO以后，中国不可能所有的农产品都完全自给自足。有些资源是短缺的，比如土地，中国就可以适当的进口一部分粮食。中国劳动力非常丰富廉价，就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大量地出口，实际上是出口我们的劳动力，这样就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所以说，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更需要在质的方面要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要把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把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放到第一位。
中国经过这20年的改革开放，制造业的竞争力已经大大提高了，现在到国外买东西，很多都是中国制造。韩俊说，今后只要农业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我觉得中国也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一个大餐桌，这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能力。现在粮食供求显得有些偏紧，但要强调粮食安全，一定不要否认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性，一定要把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效地结合起来。不能像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还要求沿海地区粮食自给。农业结构调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不是要求每个地区都种粮食。
卢锋认为，一定要谈农业调整，需要明确认识谁来调整，或者说调整的主体和机制是什么。他强调指出，第一，要靠市场来引导；第二，调整的最重要主体是农户和企业，是他们面对市场的变化作出自己的判断，作出各自分散的调整决策；第三，积极发挥政府的参与作用。政府不能够解决所有的调整问题，换句话说农业结构的调整不完全是政策的问题，但是政府可以在信息方面提供服务。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2月10日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