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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一到，欠薪就成为大小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前有总理亲自为民工讨工钱，后有频见报端的民工上塔吊，前赴后继，但欠薪依然在大小城市泛滥。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那么，加上众多无法统计的拖欠工资、克扣加班费等现象，这一数字将大得惊人。
在维权方面，专家们出的招儿也不少，但说来说去，其实质不过是两大板斧。一是鼓
励民工拿起法律武器，二是要求政府加大检察和处罚力度。但从历年民工维权的现实看，这两大板斧砍下去见点红，但无法伤筋动骨。两大板斧年年砍，恶意欠薪反而愈演愈烈。
让民工用法律手段维权，不仅有知识门槛的限制，还有来自市场竞争的困难。在就业岗位是依然处于稀缺资源的情况下，企业主就可以有恃无恐地压低或拖欠在岗劳动者的报酬，额外增加劳动者的劳动强度，额外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敷衍劳动环境的改善。因此，只要是就业岗位稀缺，劳动者主动靠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就仍然十分困难。
依靠政府行政和强制手段，是相对成本较小也容易见到成效的手段，但这种手段同样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难。首先是劳动监察部门的人员不够，理想中的“主动监察”常常只能变成“被动处理”。其次是劳动监察部门执法权力有限，为保证安全和执法顺利进行，常常需要公安机关一道配合，无形中又增加了执法成本。而这种情况又经常使执法行为变成“战役”式的集中解决方案。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不免有另一种“政绩工程”之嫌。再者，一些拖欠工资的源头即起源于当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行政手段无疑是另一种笑谈。
拖欠工资是市场行为产生的，在法律和行政手段解决之外，还应该有市场的手段。
就像贼怕见光一样，那些“偷”了劳动者工资的企业、包工头甚至地方政府最怕的就是曝光，因此根治这一痼疾的办法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体系，为恶意欠薪的这些单位建立信用档案，并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向全社会公开曝光。在这一信用体系之下，凡涉及欠薪、欺诈等行为的企业、个人、政府信用等级都不同程度降低，每到10月底，将对有欠薪嫌疑的企业、个人、机关、政府部门发出预警，并对有可能携款潜逃的个人、单位实施重点监控。
欠薪者有了顾忌，监管部门有了重点，能大大减少执法成本。同时，在这一信用体系之下，任何个人、企事业单位、政府以及各研究、咨询机构都能通过互联网查阅这些企业、个人、政府的信用情况，了解其原因。使那些恶意欠薪的个人受到惩罚、企业失去市场、政府失去信任。比较阵痛性质的罚款、带有行政强制性质的驱逐出市场，这才是市场经济的解决之道。它公开、公正、透明，却能击中恶意欠薪者的软肋，具有普适意义和非暴力色彩，并且正与国家建立统一信用体系的契机不谋而合。
不过，谁来建立这一体系，是政府垄断，委托第三方机构，还是在资质合格的情况下放开市场，以及信用信息如何采集等等，这些还是争论的焦点，也是信用体系迟迟未能建立的重要原因。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目标和“逐步开放信用服务市场”的要求，有关部门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基础工作，看来用信用体系根治恶意欠薪已经不再遥遥无期。即使如此，在完善的信用体系建立之前，由政府部门出面对恶意欠薪企业曝光，恐怕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王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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