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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彦／文
任何一个社交活动，我都要忍受着不同对象对于《经济观察报》的褒贬置评，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性格鲜明，不止一次，他们甚至在饭桌上为此展开争论，显然，这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值得等待，只表明我们受到许多人的关注。我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对于期望改变的现实有相当感性的认识，而对于尚未呈现的将来则感到迷惑。我们已经打破了常规报纸的陈
词滥调，但对于将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还显得模糊不清，许多批评者的不满也正在此。而我知道，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也经常陷入对不确定前景的迷惘之中。
在读者不能了解的另一面，我们知道《经济观察报》整体价值观在多数时候相当统一，当然这不意味着没有争论，但在如何表达意愿的问题上，目前强调的多样性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于缺乏标准的现状的一种妥协，外界评价说，《经济观察报》对于传统经济新闻写作的颠覆和建设作用都无法回避：“漆黑的夜，某某端着一杯黑咖啡，站在十层俯视城市，彻夜不眠”，以这样的文字作为一篇财经新闻的开头在从前无法想象，但在《经济观察报》并不新鲜。问题在于，能够对此驾轻就熟的许多记者仍在成长中，而大量的、趋同性的描写仍然只是文章可有可无的点缀。
很多时候我们更在意文字的流畅、华丽而牺牲新闻本身的简洁和力度，记者记录历史的职责却充斥着作家才能体会的写作的痛苦，在添加了许多定、状、补语之后，真实的意思表达往往被层层包裹。在我有限的阅读了几篇原稿之后，我对《经济观察报》编辑的工作充满敬意，海量阅读之后，他们还要像中学生一样归纳中心、划分段落，因为看完许多文章的前三百字你甚至不知道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在大量的形容词的冲击中，许多事实被赋予了太多的个人色彩，很多时候，这样的把柄被人屡屡捏住。就中国的环境而言，我们决不会写出“新华体例”的文章，但对于中新社所要求的简洁明确，我们依然缺少训练。
记者确实是可以训练的，这与作家要求的天赋不同。在报纸的外在形式被充分挖掘之后，内容的创新仍然是个难题。
在五年前，我仍然认为在报纸写作上中外刊一定不存在像商业领域那样显著的差异。但在我见到已经退休的《华尔街日报》编辑科林之后，我发现差距甚至比想象中的还要大，这不简单是文字组合，而是态度问题。《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和《金融时报》对于同一问题的写作角度可能差别显著，但他们所涉及的广度、深度以及对文章节奏的掌控却是收放自如。科林告诉我：“记者的眼睛应该是广角镜，你要告诉人们更多的事件以及其间的内在联系”。当然这需要积累经验，当他们局促于单个事件的方方面面时，看似无意的背景和场景描写都蕴涵深意，对比之下，我们显得单薄、单一，对于整体背景的把握和专业知识的掌握都尚待提高，过多的形容使本该爆发的被束缚，在层层叠叠的铺垫下，阅读变得有些艰难。
不能否认的是，这与我们缺少限制有关，我们缺少要求文章有多少消息源之类的硬性要求，《经济观察报》也没有西方媒体那样条框严格的新闻纪律，尽管这种随意是过去三年《经济观察报》成功的因素之一，但在目前，这种粗放模式能否把《经济观察报》带向更高的程度仍存疑问，事实上，可能很多人都会承认，如果按照《纽约时报》处理布莱尔假新闻案的标准，可能很多记者都无法继续这一职业。我们已经有过一些零散的培训，但无论在专业本身还是职业道德方面都还有缺陷，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重复从前的事情，对于个人或报社，这都不是一件好事。
许多前辈给我的忠告是：应该寻找新的突破。这是个宏大的课题，毫无疑问，《经济观察报》已经可以保持一个相当高、并且稳定的水准，但具体到每个个体，保持热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我就这个问题求教于科林时，他告诉我：“我们经常就一个议题与受访者聊3个小时，但我可能只写一句话。”其他的呢？“可以让你更接近事实本身”。他没有告诉我方向，但传授了我方法，至于写稿只是余下来顺理成章的事了。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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