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城 实习记者 刘伟 深圳报道 虽然有地方政府着力的强烈痕迹，但是这毕竟是第一次，由民间自发地推动中国主动构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由中国云南省社科院与上海市社科院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昆明合作组织”的构想，并由他们与印度、缅甸、孟加拉国的学术界推动各自的政府走到一起来。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于2001年，牵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有中、俄、哈、吉、塔、乌六个成员国），被国际社会视作中国主动谋划全球战略的第一步。“昆明合作组织”在构思上有明显的模仿“上海合作组织”的迹象，主要设计者之一，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任佳说：“我们与曾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架构的设计的上海社科院合作，参考了他们许多有关运作机制的思路。”
“但是与上海合作组织另一个最大不同是，昆明合作组织肯定是以经济为主题的国际组织。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四国交界地区，可以说是中国全方位开放中，仅缺的一环，现在可以补上这一环。”任佳说。
本报记者拿到了由云南省政府资助的名叫《创建昆明合作组织研究》的报告，任佳告诉记者，他们的构想已获得了云南省政府的支持，而云南省政府显然有意以此向中央政府进言。
四届经济论坛，四国轮流坐庄
昆明合作组织的最大背景是中印两个亚洲大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互相发现，但是学术界的接触却需要从1994年讲起。当年香港的一个机构亚太21世纪学会资助了研究西南大陆桥———如何加强环孟加拉湾国家的合作课题，这是西南地区学术界与印度等国经济学界交流的开始。
1998年8月，在中印两国由于南亚导弹危机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印度方面试探性地派了两名有政府智囊角色的学者访问了云南。地方政府只谈经济及文化合作，这吸引了印度人的兴趣，并迅速作出回报，倡议当年11月在新德里召开一次中印会议，云南社科院、省政研室及四川社科院的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且提出发起一个经济合作的会议。
开始只是中印两国，但是很快就决定把相邻的缅甸和孟加拉国也拉进来，这个会议由此连开了四届，分别由中国云南、印度、缅甸、孟加拉国方面轮流坐庄，并且在第二届时更名为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由于这个论坛其实是由云南方面首倡的，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惯例，不管每年三月份左右的会议在哪国召开，在上一年的11月份都会在昆明先开一个筹备会。
从第一次会议在昆明召开起，中印缅孟四国都显示出对这个民间经济论坛的兴趣和热情，印度从一开始就派出强大阵容参加，孟加拉国和缅甸也持积极态度，而云南政府很高调地支持论坛的召开，显出云南省地方政府对四国合作的热情。
从“二轨到一轨”
2001年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四国的学者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四方的合作不能再停留在学术的层面，必须推动各自政府参与进来———他们用了一个术语：由“二轨”上升到“一轨”，建议由各国部长或政府高官出席。
今年3月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第四次会议时，中国也象征性地派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干部，以及外交部的一位低阶位官员（外交部亚洲司一位处长）出席。在这次会上，中国方面负责研究如何在合作机制上由“二轨”上升到“一轨”，这正是《创建昆明合作组织研究》的缘起，上海社科院南亚中亚研究所所长王德华、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任佳牵头研究这一课题，正式提出了“昆明合作组织”的设计方案。
本报获悉，云南省政府分管经贸工作的一位副省长认可了王、任等所做的研究报告，并由省政府向外交部提出了这一计划，外交部正对此计划进行研判。
在11月底于深圳召开的中印经济论坛上，任佳首次向本报记者详尽介绍了他们推动昆明合作组织的来龙去脉。任佳说，“从最初印度与云南学术界接触到四次孟中印缅论坛，由学术界纯民间的讨论一次次地加重政府的分量，政府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至于最终昆明合作组织能否成型，则要看四国政府是否有共同的战略需要了。”
四方合作，心态不一
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了中国，标志着中印两国消除对抗、寻找合作基础的真正开始，虽然一直对中国怀有戒备心理，但印度显然想加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并以此促进自己的经济成长。一位专家指出，九十年代中期印度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开始向中西部倾斜，西部大开发被印度看作是与中国西南地区开展经济合作、发展本国经济的一个重大机遇，而云南正是一个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
正因为如此，印度对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一向重视，从发起到召开三次会议均给予支持并派出重要人物与会。虽然印度对中国还心存疑虑，担心中国势力通过这一地区的合作长驱直入印度，所以有时表现犹豫，强调合作应该一步一步来。但印度表示这决不是不支持合作，只是对合作涉及的很多细节问题应该加快研究。
缅甸的态度则比较阳光，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经济发展方面看，四方合作都对自己十分有利，因而积极支持合作。孟加拉国态度也大致一样。不过由于两国地处中印之间的交通枢纽地位，都更急迫地希望四国首先开展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缅孟两国均可因此受益）的合作，认为这是四国合作的前提。
对于中国方面，据专家分析，云南地方政府主要考虑的是，云南省由于地处中国内陆，在八十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对外开放中，并未能分享到多少好处，经济在全国仍处在落后状态。九十年代末，中国政府全力推动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云南省与东盟的数国交界，当属中国—东盟扩大合作的受益者，但首先云南必须和广西竞争中国—东盟陆路联系的枢纽地位。
中国与东盟陆路联系的最大合作项目泛亚铁路，据说很有可能采纳经由广西到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的东线方案，这样的话，云南就会痛失与东盟经济互动的前沿地位；另一种可能是，中国启动与印度的全面贸易往来，并藉由昆明合作组织开展与南亚、东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则昆明正处在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东部地区、缅甸、孟加拉国这一区域的中心位置，云南则处在了中国对南亚开放的大通路上。
而中国政府从整体考量，南亚问题远较东南亚问题要复杂得多，首先南亚有印度、巴基斯坦两个核国家，二者敌对，而中国与巴基斯坦为长期盟友，与印度则一直不太咬弦，且有领土纠纷。
中国政府用了整个九十年代来稳定自己的东南方向，与东盟建立了较为良性的关系。在与东盟的关系稳固下来之后，中国的视线必然会沿着孟加拉湾向南亚拓展，而在南亚问题上，中国必然会更加慎重。这可能也是“昆明合作组织”强化地区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中国政府必然会对昆明合作组织这样一个架构充满兴趣，除了开发中国落后的西南地区外，中国由此可以在贸易方面获得一个印度洋的出海口。而这也许正是印度担心的问题之一。
“印度最积极的是旅游，孟加拉国最积极的是交通，缅甸最积极的是贸易。”任佳说。
“中、印两国是昆明合作组织能否建立的关键，”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一位专家对记者说，“从今年以来印度对中国态度大转变来看，可能推进速度会加快。”
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
在王德华、任佳的“昆明合作组织”方案里，一个重要的构想是建立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也许，促进南亚经济增长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四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上。
到2002年底，中国与三国的经济联系仍是十分单薄的，印缅孟共来华投资100项，协议外资金额3.5亿美元，中国在三国的投资也为100多项，总投资1亿美元，双方贸易额在各自贸易总额中的比例都不到10％。如果中印缅孟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对三国的出口将至少增加30亿美元，而三国对中国的出口亦将增加20亿美元。
这个数字的诱惑力是巨大的。
为推动建立中印缅孟自贸区，双方已经在落实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主要包括：中缅等国专家已完成了上湄公河通航的环境评估工作，中方将出资500万美元资助这一工程的开展；中方将以援助的方式，承建昆明—曼谷公路部分路段；只要东盟确定好泛亚铁路的选线方案，中方将尽快启动境内相关线路的修建或改造。
三线之争
另外一个热点是中国从云南到印度东北地区的陆路交通，共有北、中、南三个方案。北线方案基本是沿着原二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从云南的保山向北进入印度东北部，这条路可接上印度的铁路网，商业价值较高，但经过中印争议地区，政治上操作太困难；中线则是由云南的德宏、瑞丽（中国上海—瑞丽高速公路终点），经缅甸的曼德勒，进入印度的罗尼普尔邦，这条路一直是中印民间贸易主要的公路通道，但是公路质量很差，而且缅甸境内还常有反政府武装，极不安全；南线则是由云南德宏沿伊洛瓦底江，通过水陆联运到缅甸的仰光，再到孟加拉国的吉大港，和印度的加尔各答。这条线路中缅双方曾经谈过，但没有谈成。
现在四国尚在对这几个方案进行争论。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议正是建立自贸区乃至昆明合作组织漫漫长路的第一步。
“我们曾考察过中线公路，虽然路况不好，但是可以看到许多大货车在这条路上络绎不绝。”任佳说。看来无论道路如何艰难，贸易往来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
图：
这是一个由民间自发地推动中国主动构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在“昆明合作组织”方案里，一个重要的构想是建立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也许，促进南亚经济增长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四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上。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交通是关键。图为从云南到印度东北地区的陆路交通路线的三套方案。图形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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