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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
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北京市地坛医院，看望正在那里住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温总理与3名艾滋病患者握手攀谈，这在精神上给予患者极大安慰。当然，温总理还带来了实惠：他强调，要对艾滋病患者实行四大免费。
事实上，艾滋病问题早已突破了政治、地理、经济范畴的界限，触及到全球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跨国公司：员工患病公司埋单
“我们对于向员工提供保健治疗的态度是明确的”，布鲁因西尔斯(DominicBruynseels)说。这位巴克雷银行(Barclays)南非分行的负责人指出，在博茨瓦纳，这间银行的员工有10%获得了由公司提供的抗病毒药物。
巴克雷银行是越来越多的向员工提供艾滋病防治保障的公司之一。据“全球企业HIV/艾滋病联合会”指出，其成员从两年前的13间公司增加至现在的130间，其中31间公司向雇员提供防治保障。
这些跨国公司当然是不情愿而为之的。艾滋病早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以至于当经济学家还在评估艾滋病对经济的影响时，跨国公司已经不能避免艾滋病的“感染”。在非洲，越来越多的旷工出现了，因为员工们要照顾患病的家人或者参加葬礼。招聘员工也更加困难了，因为要为应聘者提供体检。当然，保险赔偿支出也飞速上涨。而如果不向员工提供上述保障，公司(特别是那些拥有国际知名品牌的公司)形象将大打折扣。社会对于跨国公司的要求越来越多，防治艾滋病渐渐成为焦点之一。
传播艾滋病的罪名也会扣到跨国公司的头上，特别是那些矿业、农业和渔业公司。南部非洲一些政府现在指责一些矿业公司雇用移民矿工，结果招来了瘟神。这种指责的后果是：一些染上艾滋病的员工将不可避免地丢掉工作。
钱越来越多 却不知该怎么用
“我在地球村里穿州过府，发现各国政府并不是十分热心。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里查德·费彻姆说。费彻姆是一个基金会的总裁，这个基金会的名字有些拗口：“全球抵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会。”它由联合国资助，其任务有二：一是向防治艾滋病的机构提供支援；二是与各种怀疑论者作斗争。
以下情形让人心焦：当发展中国家正为抗艾大业心中如汤煮时，发达国家的公子王孙却为把钱给哪个机构把扇摇。以非洲为例，一直以来，世界银行是抗艾事业的最大施主。这一角色可不好扮演，艾滋病带给世行的最大困难是：它必须想尽办法把钱送到非政府组织的手上，而不能便宜了各国政府。可是，世行目前为止主要以贷款的方式资助抗艾项目，这就不能不与政府打交道。
由基金会出面该放心了吧，它的做法是直接与医疗机构打交道。可答案仍是“NO”，因为各位施主担心，由于需要的金钱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将绕过现有的医疗体系向纳税人摊派。最近在泰国召开的该基金会的会议上，官员们抱怨说，他们都快成为巡回乞丐了，花了大量的时间到处化缘。
钱是越来越多了，可艾滋病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3by5”的口号，意思是通过降低药价、简化治疗方法，在2005年以前使300万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得到治疗。结果，费彻姆针锋相对地提出了“8by8”的口号，意思是，实施这一计划，在2008年以前每年的花费将达到80亿美元！
发达国家犹豫了，天知道这是不是“穷鬼”们脱贫致富的借口。基金会的主席、美国卫生部长托米·汤普森形容说：“他们不是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可他们在寻找更便宜的方法。”
动摇根本：劳动力到哪里去了？
非洲的生活有时也很沉闷。在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标语牌，写的无非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之类意思的话，或者提示如何获得紧急援助。只有莫桑比克与众不同，该国的标语牌上是一个小孩迷惑的面容，下面写道：“大人们到哪里去了？”
这才是非洲恶梦的真相。艾滋病与一般传染病不同，它的患者多数不是老弱病残，而是青壮年。在非洲，艾滋病的传播已经影响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连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也不例外。世纪瘟疫也已经腐蚀有关国家的国防。一些国家的军队艾滋病感染率竟高达50%。就像当年鸦片输入中国一样，这些国家将“几无可用之兵”。
在非洲，艾滋病早已不仅是卫生问题，它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最恶毒的杀手。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阴影出现在非洲以来，已有1500万人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这几乎与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人口总和相当；至少有1100万儿童失去父亲或母亲。未来10年形势将更糟糕。据一些国际机构预计，非洲的HIV感染者将是目前的两倍，超过400万人需要靠昂贵的治疗苟延残喘，而他们现在要获得这些治疗连门儿都没有。
更可怕的是，非洲艾滋病感染者中，多数是妇女。这对非洲经济可能是致命打击：且不说家庭幸福如何被毁，就连粮食供应也成问题。在非洲，妇女往往负担更多的农活。正如世界银行指出，艾滋病的长期破坏性将超出人们的想象，它正在毁掉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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