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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在两周内出现的戏剧性变化表明，互相买账的姿态对双方才是有利的
□王琅/文
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2月访美前夕，中美关系似乎正渐入佳境。虽然华盛顿依然对中国日渐扩大的贸易顺差心急如焚，并且一直在敦促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取消对美贸
易壁垒，但是这种呼声已经开始减弱。
而且在11月12日，中国商务部官员宣布将在美国完成金额达65亿美元的采购后，一直对美中贸易存在巨大逆差抱有怨言的反对派人士也暂时改变了态度——在这笔采购中，中国将购买包括30架波音客机、数千辆通用公司的汽车以及签订相关的进口贸易条款，因为涉及金额巨大，被了解内情的人称为一次“疯狂的采购”。而且在签署协议后，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就改变了他对中美贸易不满的态度，他说，“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美中两国公司这些合同给美国公司带来了收益，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将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在11月19日，美国纺织品协定执行委员会一项关于对从中国进口的袍服、针织物和胸衣实施保护性制裁措施的决定却让本来发展势头良好的中美贸易关系蒙上了阴影。根据这项制裁决定，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上述商品的发货总额较上年的增幅将被限制在7.5%以下，这意味着中国的纺织类企业将直接受到出口损失。
作为反应措施，中国贸易代表团赴美开展第二轮采购的计划被推迟了，并表示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国际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两国关系会因此变得紧张。
尽管中国崛起为出口大国的事实，已在美国经济的一些领域触发了一种信心危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已从1990年的150亿美元升至去年的133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成品进口。而一些小企业，甚至制造钉子的公司也因为中国产品进口的增多而变得没有竞争力。但美国出口依赖中国，甚至成为拉动经济因素之一的情况却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里高利·曼基夫(Gregory Mankiw)就说，过去三年里出口下滑10%才是美国制造业最大的国际问题。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大部分取代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因此美国的进口没有什么增长。“如果没有中国，美国的出口增长可能更慢”。
而且就在科技含量低的小企业失去市场的同时，美国的大制造商、农场主、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服务供应商等，却在中国发现了商机，2000年说服国会通过对华永久最惠国待遇的企业联盟就由数百家大公司组成，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每年都在增加，而中国公司在公司总部中的地位也在逐年升高。
在这样的局面中，舆论莫不认为，中国贸易团在美国完成的采购大单显示了中国更主动的姿态，不仅部分平衡了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还让持“中国威胁论”的右派人士暂时无话可说。但是这次推迟采购团的启程计划实际对两国都不利，因为中国的企业也会减少出口机会。
有观察人士进一步指出，互相买账的姿态对双方，乃至对整个世界获得更多商业机会都是重要的。英国《金融时报》就评论说，“如果中国受阻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那么中国人也会感到沮丧而变得危险。包容一个全面醒来的中国将面临许多重大挑战，但世界能够也必须接受这样的挑战。”-
银行改革路线图
它代表了大多数海内外独立分析师的心声：造成中国银行业债台高筑的核心问题是公司治理不善
□宁檬/文
当普华永道全球银行及资本市场业务部主席合伙人菲尔·瑞特(Phil Rivett)再次现身北京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刘明康已经调任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
去年冬天，他送给了时任中行行长的刘明康一份见面礼，这是一份名为《中国银行改革路线图》的报告。不久，这份报告为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赢得了一份据说价值2400万美元的中行上市审计合同。
有关新一轮国有银行救助计划的小道消息此刻正甚嚣尘上。据称未来两年内，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两至三家将被批准在国内外进行首次公募(IPO)。为此，政府在考虑采取直接注资和将不良贷款转入资产管理公司。如果传闻属实，这将是5年来的第二次努力。1998年，当时财政部向四大银行注入了人民币2700亿元新资本，之后将价值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转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
但这个新计划恐怕很难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否则菲尔·瑞特和他的中国团队就不用带来第二份报告。而这份名为《公司治理——改革路线图》的新报告代表了大多数海内外独立分析师的心声：造成中国银行业债台高筑的核心问题是公司治理不善。
“所有银行业的改革工作都要在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的大前提下进行”，菲尔·瑞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重申，公司治理是“综合法律、监管和必要的自律行为以使企业具备长期的竞争优势……的一种机制”。
普华永道在这份新报告中指出，中国银行业的普遍国有性质造成了董事会形同虚设，银行行长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缺乏制衡；整个银行内部没有推行业绩管理；风险管理仅仅是一个业务部门；财务报告的及时性和关注的领域有限。这种管理模式最可能导致银行体系信用缺失，鲜有人为贷款决策失误承担责任。
各大银行的当务之急首先应该是建立一个由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合理搭配，并对CEO形成有效制衡的强力董事会结构；和一个直接向董事会汇报工作并具有有效否决权的独立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确保业绩管理嵌入整合到整个机构的经营管理中；建立有效的系统和数据收集处理机制以确保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和报告。
首次公开募股无疑是实现改变所有权结构这一步的重要途径。但高盛驻香港的分析师胡祖六强调，IPO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胡祖六同时警告，单凭股票发行是不够的。在过去的10年中，有一千多家中国国有公司在国内或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但很多仍处于艰难的状况之中。他表示，这些公司都需要改变公司文化、公司治理、风险管理方式和管理层决策机制。
同5年前相比，刘明康领导下的银监会将是真正的变数所在。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介绍了一项范围广泛的改革计划，包括加大向外资开放的力度，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中国第一部银行业监管法规等。而上述两项措施正是针对公司治理这一症结开出的解药。
不过有些问题仍然取决于最高层。当菲尔·瑞特日前再度拜会刘明康时，他问中国何时能改变银行行长由官员出任、任免由官方决定的现状？刘明康回答说，银监会也没有明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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