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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的商业实践，催生新一代企业领袖。——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领导力？他们将塑造什么样的未来？
2003年12月6-7日，由《中国企业家》主办的“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京开幕。主题为“新领袖—决定未来的商业力量”。新浪财经对本次会议全程图文直播。
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
商业银行应严格审查土地和保险项目审批程序
周小川：各位与会代表，各位企业家先生，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企业领袖年会，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角度我非常重视和企业家的对话，我们认为了解企业家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建议，对于宏观调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也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对话，我想既然是作发言，就应该有主题，刚才开幕辞都有主题，我想我的发言也应该有主题，我想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和一部分企业探讨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首先，大家都注意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税收改革方面的一些提法，这些提法我感觉非常清晰，一个是将来会逐步推行增值税的转型，从生产型主要到消费型的增值税。另外个人所得税也要发展，再有一个，在适当的时机选择试点实行物业税，过去有人翻译成财产税，也有人说是地产税，也有人是物业税。特别是从财产税角度来看，涉及到两种与管理不太相同的地方，一种是城市采用批租形式，城市政府必然希望能够卖出好的一点，这样开展改善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另外一种体制，土地的供应和交易基本上没有限制，但是作为土地的使用要定期地进行评估，在评估价格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财产税，这样会使土地初始的价格比较低，但是事后从流量来看，每年都要承担一定的财产税，但是这个财产税使得未来收入以后就可以搞市政债券。另外，财产税的做法有利于承租人的优化配置，城市的某些特别资源由于基本设施的变化，比如修公路、修地铁等等，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变化，实际上价格就会提高，就会提高财产税，财产税提高了以后，就会使所有者考虑是否需要继续用这块地方还是需要换个地方，因此形成了更好的税制。绝大多数的成熟市场都已经采取这种做法了，但是亚洲个别地方还不是这样，包括香港是另外一种做法。世界银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说明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国家开始采用这种做法。因此，我们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税收的表述，可能意味着一个相当庞大和相当重大的探讨。
首先，从中央银行角度，我想谈一谈两种方式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如果采用土地批租的这种形式，批租的时候，首先出售的是价格，不管是否进行拍卖方式，供应量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初始的价格决定的影响非常大，而这个价格如果高了，可能直接就引起了炒作，因此从这个角度、从宏观角度会非常关心这样的问题是否做得正确。另外一个方面，从宏观角度讲，稍微贴切一点的就是可能会影响地方的行政行为，因为任何一个地方政府也都是希望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地方政府是否有主力阵容非常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绝大多数的城市级的地方政府主力阵容现在还可以，如果没有这种阵容，地方政府会过多依赖于增值税的增强。那么，地方政府为了筹集税收资源，他就可能比较偏向于价格比较高的加工业，所以容易从另一方面导致大家都抢着上汽车或者上钢铁，就可能有这种现象。因此，如果能够使财产税成为地方政府作为城市级政府的主力阵容，对于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财政之间的关系，对宏观调控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
接着我想谈一下对融资方面的影响，企业家都非常关心融资。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关于市政债券的作用，市政债券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又往往是公共性的产品，不一定有回收的，但是由于提高了整个城市土地的价格，就可以设计成用未来财产税增长的模式所转变成的市政债券。这个是城市发展比较有效、比较规范的一种融资方式。如果不用这种方式的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往往变了路，可能要收费，因为融资是借来的钱，不是投资者的投的钱，借来的钱要想偿还就要有收费。最近，中国有很多城市都倾向于逐渐地把收费取消，以便方便于市民，同时方便于交通，减少交通的不必要堵塞的环节。在房地产方面的情况也类似，对房地产的价格影响和房地产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价和税收的结构，同时也取决于你初始的时候究竟是一次性的定价，还是细水长流。
当然还有一部分涉及到风险的问题，无论是城市设施和房地产都有价格风险。中央的各项政策也强调银行要避免陷入某种泡沫里边，以在未来产生更大的风险。我跟有些银行家交谈来看，银行其实比较放心的一条就是因为他们拿到土地的抵押，作为抵押品来讲，他们往往是参照初始地租的价格，他们觉得价格是充分的。如果我们选择这种定价的原理，同时还是存在着如果它是一个有泡沫的定价，这方面将来还可能会出现抵押的问题。尽管我们觉得自己现在的状况还不是那么强，但是我们要警惕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现象，比如我们看到日本东京的变化以及香港方面的变化，所以我们还要考虑风险的因素。
最近还有一个情况，要求商业银行这方面慎重一些，同时要求商业银行来严格来审查土地和保险项目的审批程序。作为商业银行来讲要履行一定政策性的检查的职能，这个职能其实并不是太容易做到，如果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程序，可能也可以大致地去做，但并不容易做得那么好。因为商业银行实际上最关心的还是它的抵押品的价值，所以它的风险主要从这里来判断，而不见得说比如土地使用或者项目的程序变动的话，会对它产生太大的影响。也可能程序是对的，但价格也会出错。
下面，我想讲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改革情况，从我们的角度来参加八十年代体制改革的一个论证工作，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考虑比较深入发展财产税的设计，而且认为中国城市发展需要用这样一套体制。设计了一种递增增值税的一种税，它是从台湾学的，我想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传过来的，因为大家都是自己的同胞，说中国话，所以经验很容易传过来。所以我们当时想象既然香港实行这种制度，大家认为中国也应该实行这种制度，确实香港、台湾都是这样的做法。后来大家也会知道统一增值税执行的不是太好，而且当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目前中央非常关心一个就是城市的土地不要乱占地，而且也关心对退耕土地的农民的状况，会不会农民的土地征了，钱给的很少，变成了既没有土地，又没有社会保障的一种状况。我们也看到了从价格上应该清楚退耕的农民，在台湾我们也看到台北郊区的农民对政府都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各种可能的情况都会出现。总之，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税收改革方面的提法，有可能对于今后制度方面的选择以及转变是意味深长。转变并不容易，原来选择的体制，可能是一个很难论证的问题。可能土地已经批给人家了，而且以后只收一点使用费，他可能拿到的是土地承诺，你现在忽然变化，之后怎么弄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为这个概念表明了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我觉得谈这个问题也是感觉到我们很多企业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另外跟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关系。
与此类似，我讲一两句关于个人所得税，我们个人所得税本来也是很多企业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也不是高度综合的，是一种专项和综合相间的一种个人所得税，我们说所得税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在于，许多政策性的指向在成熟的税收体制里面都是通过个人所得税免除或抵扣的政策来实现的。比如居民有自住房的抵押贷款的抵扣，也是通过个人所得税抵扣实现的。在个人所得税综合化程度不高的时候，就难以实现，所以要用信贷政策来体现，这种做法会使商业性和政策性之间产生模糊，这样可能会使个人所得税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发挥应有的作用。多种企业税收会非常有利的鼓励社会投资和大家创新开发新产品的能力，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简单地跟大家进行了这些交流，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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