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宁 南京市商业银行行长章宁：
“IFC和普华永道来了之后”
目前我们的两大支柱是存贷业务和货币市场业务，我们希望下一步不只是两条腿走路，而是三条腿，这第三条腿就是代理收费等中间业务。
本报记者 吴雨珊
南京报道
近几周以来被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高调唱好的南京市商业银行（下称“南商行”），突然成为各路媒体追踪的焦点，而采访该行行长章宁又成为一个捉迷藏式的差事。在南京苦候了三天之后，这位看起来神色凝重、不苟言笑的行长终于接受了采访。
在担任南商行行长之前，章宁曾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现南京营业管理处）呆了14年，一直做到了分行的副行长。
谈及刘明康主席的数次公开表扬，章宁连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用“惶恐”一词形容自己的心情。
《21世纪》：刘明康主席最近数次在公众场合盛赞南商行，您怎样看待这件事？
章宁：我感觉压力很大，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我始终认为我们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基础比较薄弱，无论与国外先进银行相比，还是与国内银行相比，甚至跟其他城市商业银行相比，都还在初级阶段。从经营规模、经营管理水平、人才队伍素质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
我们在规模上并不追求大，但希望做成精品银行，各项指标要好。按照新的巴塞尔协议，我们还有一部分指标未能达标，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21世纪》：哪些指标还不符合巴塞协议的规定？
章宁：主要是中长期存贷款比例，巴塞协议要求不能超过100％，我们大概有200％。
另外一个是单户贷款的比例，银监会最近的一个规定是对单户企业的贷款不能超过净资产的15％，我们的单户贷款一般都没有达到这个比例，但对有政府背景的基础设施项目投入可能会超过这个比例。
《21世纪》：IFC参股以后，南商行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方面确实有了一定的改进。
章宁：IFC的进入，最重要的是带来了广阔的视野，让我们接触到了国际上先进的银行管理模式和经验。每年审计之后，IFC和普华永道都会给我们提出建议书，行长班子都会很认真地研究，结合自身的情况做出改进；因为国情差异一时还做不到的，会向他们做出解释。
《21世纪》：今年南商行的存款余额有大幅度的增长，从去年的135亿到今年11月的210亿，增长率约为50％，企业的这种爆发力来自哪里？
章宁：今年的存款余额已经增长了70多亿，估计年底可以达到80亿，日均存款增加了近60亿。这主要还是源于今年全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比较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空间。银行业总的形势也比较好，这是一个根本性前提。
今年南京市继续大力推进国退民进，发展郊县经济，而我们的重点扶持对象就是民营企业，这个机遇使我们能够抓住一些战略合作伙伴。
另外一个因素是，今年证券市场不太好，相当部分炒股的钱又回流到银行。
就我们自身来讲，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改进了内部经营管理体制，确立了中心支行的体制。这种管理方式从今年1月1号起开始实行，即从58个支行中挑选出8个中心支行，由他们延伸总行的管理职能，缩短了管理半径，提高了效率。比如，总部要贯彻一个意图，过去需要58个人来开会，而现在只需要8个人。二是改革了考核机制，形象地说就是在他们前面放一把嫩草，让超额完成任务的支行和员工有超额的回报。三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我们实行了竞聘制，引入了更多的人才。
《21世纪》：南商行的盈利模式有些特别，传统的信贷业务和货币市场操作各占半壁江山，这样的盈利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对于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它有什么优势或弊端？
章宁：债市的确是我们重要的利润点。根据普华永道的审计，我们2002年债券投资余额已占到总资产的44％，利润贡献率也比较高。我们2002年现券交易量和交易笔数约占市场交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连续两年名列全国第一，从现在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两项指标仍然排在第一位。
之所以能在债市做到这个规模，主要是因为我们从全国债券市场成立之初就开始积极参与，不断研究这个市场，建立起自己的队伍。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债券结算代理人和第一批银行间债券市场双边报价商之一，目前我们的报价券种也是报价商里数量最多的。
起初参与债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头寸管理，后来慢慢过渡到以赢利为目标。现在我们已将货币市场操作的投融资功能融为一体，既可调剂头寸，进行资金融通，保证资产流动性，使资产匹配更为合理，同时也成为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
《21世纪》：未来的业务重点将放在哪里？
章宁：目前我们的两大支柱是存贷业务和货币市场业务，我们希望下一步不只是两条腿走路，而是三条腿，这第三条腿就是代理收费等中间业务。现在中间业务在行里占的比例大约只有5％，而10％到15％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另外，我们马上要发放贷记卡，这是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
《21世纪》：有人说，南商行的债市业务做得好的一大因素是跟监管层关系非常好，比如市场出现大的变动或推出新品种时，监管层有时候会征求你们的意见，是这样吗？
章宁（笑）：我们跟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一直关系良好。从1997年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以来，我们一直非常主动地参与产品创新，同时长期坚持对债券市场进行研究，经常在网上发表一些分析文章。可能是这些分析、判断比较接近市场的状况，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当然，征求意见也是相互交流的过程，在这个征询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捕捉一些信息。
《21世纪》：今年7月份，南京商行和杭州、深圳等6家城市商业银行共同设立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联合投资项目，被称为准货币市场基金。我们注意到，11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货币市场基金高层论坛”上，您再次表达了希望获得开办货币市场基金业务资格的想法。你们对此事特别积极的意义何在？
章宁：到底由基金公司还是商业银行来开办货币市场基金业务，现在还在讨论当中。但我认为，不管谁来做，都不能照搬过国外的模式，要注重结合中国国情。基金公司在基金销售和管理的组织结构、流程控制、市场安排等方面可能更顺手，但商业银行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宽泛性、市场参与的深度、客户资源的丰富及网络体系分布的广泛性等方面，也有独到的优势。
《21世纪》：从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的监管者到南京市商业银行的经营者，两个角色之间的跨度是否比较大？
章宁：当初从人行到商行时，就有人开玩笑说，你在央行是朝南坐，到商业银行就是朝北坐。两个角色之间肯定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做管理，现在搞经营，对个人而言是一种挑战。但人嘛，总要做点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