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万亿美金市场惊现 工业品制造抢滩中国 西方和中国的真正竞争在于工业品竞争，而这正逐渐成形———一个小到摩托车、大到示波器、机车，价值2万亿美元的市场。
越来越多的工业品生产线将移师中国。
工业品公司如果尚未在华采购和制造，应该严肃地考虑这一机会。
在美国的沃尔玛或欧洲的家乐福买东西，放眼过去入眼皆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这会让人误以为这就是中国对美国和欧洲制造业的威胁。其实，那些货架上的大部分中国制造的消费品代表的是早已离开欧美的产业。
波士顿咨询公司目前进行的一项重大调研显示，西方和中国的真正竞争在于工业品竞争，而这正逐渐成形———一个小到摩托车、大到示波器、机车，价值2万亿美元的市场。
对这些产品而言，西方自诩的领先技术和生产力曾一度安全地把产品生产留在了国内。但最近的形势却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业品生产线将移师中国。
诱惑
今天，中国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和规模正在不断侵蚀西方战线。事实上，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相当于成本节约了20％～30％，而质量不会受到丝毫损失。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正是这些数字不断说服制造商们将更高性能、高度自动化生产线移师到中国，如微型机车和医疗镜像仪器。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产品线紧随其后。
中国是如何有效地与西方工厂竞争的呢？
“中国制造”的优势在于，通过分解制造流程，将资本投入移走再重新引入熟练的手工劳力进行生产。而不是像上一代的日本那样，通过不断创新，引入质量计划来改造制造业。中国的低成本（不仅是产业工人也包括产业技术员、会计、经理）使得西方公司可以重新思考每一项业务流程，从产品和部件如何设计，到如何制造、测试、包装、分销，甚至如何实地支持。结果除了成本节约之外，在生产流程中选择更多手工操作、更简化的方法，而且通常缩短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
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还表现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中国已经是某些工业品在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如机械工具和能源设备。
除了这些优势的砝码外，中国在不断提高材料质量和供应链的可靠性，提高交通运输能力和第三方物流，所以即便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把整个生产线搬了过来也不足为奇。
差距
但许多公司没有这样做。在美国和欧洲的工业品市场上，中国货仍只是个小零头。在美国，中国只占售出工业品3％的份额。美国国内生产的产品占了70％，从日本和西欧的进口占20％，从低收入国家，包括中国的进口只占了剩下的10％。在欧洲，中国的市场渗透率就更低了。比如德国，从低收入国家的进口总共只占工业品市场的6％，中国在其中的份额才2％。
那究竟为什么到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业品制造商将生产转向中国呢？
一些西方公司认为中国的成本优势捉摸不定、难以计算。很多时候，他们采用最初的方式，派出采购团队来华，手拎各种图纸和技术参数表，四处寻找低成本资源，而这是行不通的。一些小型机器和低端农场设备的制造商们最近来华访问、探询将生产线转到中国的可能性，但他们发现质量的参差不齐和供应链的不可靠远远抵消了生产低成本的优势。在他们看来，在制造成本方面省下的钱根本抵不上在技术和库存支持方面的更高成本支持，更不用说考虑风险因素后的支出了。
从短期的角度看，他们的决定是有道理的。在华寻求资源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只有那些致力于长期在华投入其专业技能并逐步培养业务营运的公司才能最好地实现在华投资的意图。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外国工业品制造商做出了这种投入和承诺，如生产压缩机的AtlasCopco和生产机车的艾默生。
关键
我们的调研显示，那些致力于在华大规模发展制造业的公司与那些举棋不定或浅尝辄止的公司相比，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都大不相同。
深度承诺的公司对成本优势的实现有更明确的认识。
致力于在华生产制造的公司准确地评估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两个方面。会计报告可能显示一个最终产品制造厂的工人工资只占成本的10％，但实际上，如果加入购买部件的费用和管理费用的话，通常会发现劳动力成本占到最终产品成本40％至60％之多。在中国，各类工作的劳动力成本都很低。一般产业工人的工资是其美国和欧洲同业的5％，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工厂经理的工资也就是国外的35％。
这是不是劳动力生产率的不同造成的呢？当然，美国和欧洲资本密集型企业中的工人是比中国工人的生产率高出好多倍。但这是因为他们工作的地方堆满了复杂灵活的自动化生产线和材料加工系统，这些系统替代了大量的工厂工人。这种替代减少了劳动力成本，但却显著地增加了资本成本和支持系统的成本。
中国工厂把这个过程倒了过来，将资本从生产过程中抽出来、重新让劳动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各部件的设计都本着利于手工制造、处理和组装的原则。这一方式将所需的总资本削减了三分之一之多。因此虽然中国工厂每个工人的产出要低一些，但是低工资与低资本投入的双重效益使得这些工厂的资本回报一般要高于西方工厂的水平。一些制造商实现了比预计成本节约还低出10％到20％的成本缩减，同时报告了成熟工厂的资本回报达50％甚至更多。
那些在中国已经培育了好几家工厂的西方公司，如柯达和Copeland，比他们刚刚起步的竞争对手所实现的成本节约要多。这其中有多个原因。比如，这些老公司与本地供应商携手并肩、相互促进。他们教育了中国工程师有关质量第一的纪律。并且他们在吸纳优秀人才方面也更有经验，知道设计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这些公司在华制造的效益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经验的增长而日益增多。增长得越大，就越容易持续这种增长。
深度承诺的公司知道应将何种产品转移到中国生产。
与第一感觉相反的是，将一种全新的产品线拿到中国比引入深受价格挤压的老产品线要经济合理得多。后一种的回报不值得这样做。许多一次性支出——重新设计产品和流程、寻找新的本地供应商、在本国市场中重新树立消费者对新产品的信心——可能会抹掉任何利润增长。不仅如此，将现有产品线转移到国外经常迫使各公司关停在本国的工厂，这个过程极为痛苦，特别是在欧洲。
相反，设计新产品线拿到中国制造则非常经济合理，特别是当该公司拥有较多在华投资经验的时候。比如，Tektronix的新型示波器是由在美国的工程师与在华的中方技术人员共同设计的。正因为该产品就是为在中国诞生制造而设计的，所以公司只需投入一组初始开销和分摊较低的资本投资。
深度承诺的公司对所涉及的风险有更现实的评价。
门外汉们经常过分指摘中国供应链的风险。反过来，中国的生产对内行而言看上去要安全得多。比如，中国在今年早些时候曾体现出很强的根本恢复力。当时中国爆发SARS，但基本没有造成供应链的中断。并且中国政府也视外资工厂为宝贵的资产，不容打扰。
但有些风险并不是夸大其辞。比如许多公司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而不敢将高度专有的流程引入中国。比如Armstrong这家世界领先的地板、天花板制造商，把一些材料配方和流程留在美国操作。世界领先的接插件制造商AMP迫于成本节约的压力不得已搬到中国生产，因此AMP专门设计了一个只有少数雇员能够进入的安全封闭性场所，在里面操作其专利流程。其他公司接受知识产权一定程度泄漏的风险只为换取在华的其他益处。比如那些汽车制造商明知道一些技术正转移到他们合资公司的中方伙伴那里，但他们得到了在急速爆炸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机会。
深度承诺的公司了解实施中的困难，以及如何客服困难。
许多公司都为中国所提供的利好所吸引但却不能实现，通常这是因为组织性的壁垒。这些阻碍包括组织观念不对路、沟通不畅、资源紧缺、复杂协调不足以及激励不足。成功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攻克了上述壁垒。其方法有两大共性。第一，这些公司全都有高层的带动———比较典型的是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JackWelch，他和其他的一些公司的CEO们一样亲自挂帅、指导在华投资生产。第二，他们确立的目标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实现。成本减少10％的要求迫使公司考虑将制造转移到低成本国家，如中国。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来打破组织的惯性和抵触。
底线
并不是所有的产品将会，或应该搬到中国制造。那些依靠消费者来带动创新、时尚变化频繁迅速，且创新决定企业生死的产品将不会到中国来。那些需要深层次量身定制、需要企业与用户保持密切联系的产品也不被考虑。
此外，还有一部分产品留在国内是出于政治原因。一些西方顾客，特别是公共资金支持的组织，将坚持只购买在本国生产的产品。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发现在中国制造生产的好处，这对西方就业市场的影响也会更明显，从而使这一问题成为潜在的政治议题。
对于将制造转移到中国而言，最吓人的壁垒是与客户和组织有关的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生产技术十分灵活和具有可分割性，说起来实在是令人吃惊。大规模的先进医疗诊断设备现在已经在华生产。飞机引擎本就在中国检修和维护，马上也会开始生产。有许多理由在中国制造更多的东西。
虽然中国今天生产的工业品只占美国市场的3％、在欧洲市场还要更少，但其出口到这些地区的产品越来越多、快速增长———以每年20％还多的速度在这个几乎平直而行的市场上独占鳌头。在未来几年，中国不断渗透西方市场的脚步不会受工资差异、汇率差异等表面因素掌控，而是取决于外资拥有、运营的工厂的实力不断增强。工业品公司如果尚未在华采购和制造，应该严肃地考虑这一机会。
（JimHemerling系波士顿咨询公司上海办公室的董事副总裁。ThomasHout系公司香港办公室的资深顾问。JeanLebreton系公司上海办公室的董事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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