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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要建立一套协调利益冲突的制度并不太难，但要建立一般民众表达自我诉求的妥当渠道，实现社会公平，则有相当的困难。是否放弃后一种努力，是各级政治领导者首先要做出的一个政治判断。
中共中央、国务院11月27日至29日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明年的经济工作，并着重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制度保证，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惩戒，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勤政为民、踏实苦干的浓厚风气。这意味着在执政党的路线经历了从强调经济增长到强调社会协调发展、建设全面均衡的小康社会的调整之后，选拔任用干部的政绩观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在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时期，经济增长有着重大的社会政治意义。因此，以当地GDP的增长速度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一个主要指标，可以从组织层面推进经济增长，国民经济的增长积累和官员能力的锻炼之间也可以形成某种互动。
问题是，GDP指标的增长并不就等于经济增长，也不等于地方经济基质和结构的改善；如果不用同时考虑地方经济结构和公共负债的状况，通过政府投资等途径也完全可以实现GDP数字的增长。片面强调GDP指标的结果便是，地方党政领导在任期制的压力之下，往往只求GDP数据而不大理会改善经济结构之类的问题。而为求良好的GDP数据，一些官员难免不弄虚作假，搞形象工程，制造虚假繁荣，增加民众负担；政府该管的公共服务不下大力管，却着重于本可倚重于民间经济的经济增长。这种选拔格局下的官员，容易养成一种任期制下的短视，很难达到甚至背离此套选拔制度的原初目的，经济增长的效率比较低下。
然而GDP指标不再是发展战略的核心关注对象，更大的原因却在于时代问题的转换和重估。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之后，继续改革和单向的经济增长的困难逐渐显示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经济增长越来越集中于部分领域和部分人群，社会越来越失衡，从而使整体经济的效率逐步降低，并使社会风险上升。官员们制定公共政策（包括追求良好的GDP表现）时必然会遭遇一个难题，即拥有较强大经济力量的利益群体相对而言更容易对地方政策的制定发挥影响，而一般民众由于经济能力以及文化能力方面的限制，比其他利益群体更难表达自身诉求，甚或他们的诉求容易被缺乏制约的资本及权力所压抑。
此时，各级党政领导有必要关注，这种业已形成的失衡局面，是否会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发生影响，会发生何种程度的影响？这时候不仅要把握不同行业的投资者的诉求，也要把握分散的相对难组织的一般民众的诉求，并通过一定的治理结构，来协调这些不同利益的诉求。这个治理结构要建立一套协调利益冲突的制度并不太难，但要建立一般民众表达自我诉求的妥当渠道，实现社会公平，则有相当的困难。是否放弃后一种努力，是各级政治领导者首先要做出的一个政治判断。
如果说，干部政绩的评价要看他推动所负责地区发展的能力这一点并未改变，以往重视的是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增长的经济领导能力，现在要看是否有一种既能搞好经济、又能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政治领导能力。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指出，“加强和改善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切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并非虚蹈之词。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央讲“五个统筹”和“以人为本”，强调“努力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把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态度也非常鲜明。如果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阶段提倡的是如何发展经济、努力致富的制度创新，那么，现在要追求社会协调发展，一定意义上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也应该提倡让一般民众的诉求得以表达、合理协调不同利益冲突的制度创新。这无疑很大程度有赖于执政官员的政治智慧。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各级党政领导官员的考核要点或许就在于这种综合协调能力和政治意识。
随之相变化的是考核方式的变迁。注重GDP数据之类的考核办法已经无力应付这种综合能力的评估，而必须采用综合评价的方法。如果说官员们必然更注重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改善，那么，他们的业绩的一个根本判断标准也就来自其所面对和协调的各方面公民。他们必须对民众负责，而对这些民众的意见和评价要成为一个评价标准，体现于具体的制度建设之上，就是如选举制度等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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