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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论
刘明康送出的“圣诞大礼”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似乎意犹未尽，但是，新的股权准入政策能否在第一时间引入四大银行上市前的“大手术”中，将成为经济话题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悬念。
一年之内两次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专场记者会的政府官员并不多，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得享此荣。
第一次是5月29日，那是银监会挂牌满月之日，刘明康对中外记者称，作为监管者将保持“满腔的热情和冷静的脑袋（warmheart，coolhead）”，其措辞之鲜活，一扫陈腐之气。
当时的刘明康对银监会主席这个角色颇有一番筹划，他当场说，“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我相信每个月都会有好消息，如果不是每周都有的话。”一手抓加强监管，一手抓改进服务，对亟待改善和完善的市场准入的审查、管理和程序都将做崭新的完善和规定，成为刘明康对内对外、对上对下所做的郑重承诺。
此外，刘明康还主动提及过去曾关闭了广国投和海发行两大金融机构。刘明康向外界清晰传达一个声音，今后对于严重资不抵债、高风险的金融机构，银监会仍会依法依规行使职权，使它及时实现市场退出，来维护金融的稳定。
六个月之后的12月1日，刘明康再次出席专场记者会。这次亮相所公布的对外资银行开放的“新五条”（详细内容见本报金融版相关报道）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新三条”主张，被海外媒体评论为“公布了一个对中国银行进行全面整治的计划，其步伐之大甚至超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出的改革承诺”。
海外评论的“步伐之大”聚焦于刘明康在回答道琼斯记者提问四大行改革计划时给出的答案：第一阶段以各种方式处置四大行高达两万亿人民币的不良贷款；第二阶段以多种渠道补充四大行的资本金；第三阶段彻底进行内部改造与重组。
这三点主张从立言上并没有突出的新意。但11月25日刘明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对此说法提出切实的忧虑，“不能本末倒置”。他认为四大行上市之前应该先改善公司治理，并通过战略投资者及其他投资者向银行输入新鲜血液。
刘明康的姿态不能看作是对央行、财政部注资方案的不认同，但至少缓冲了海外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四大行不良资产占中国GDP三分之一的强硬批评气氛。曾经有学者提出，四大行近几年资产膨胀速度非常快，以货币供应量每年增长20％左右计，四大行的资产膨胀速度基本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幅同步，这种政府“派钱”行为将以牺牲庞大的公共财政为代价。
在12月1日的记者会上，刘明康再次强调“借助于国际上的中介机构和注意吸引境外机构的投资人”，这种基调在目前仅适用于类似上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南京商业银行这些被立为“新典范”的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从12月1日起，单个外资股东对中国银行入股比例由15％上升为20％。刘明康送出的“圣诞大礼”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似乎是意犹未尽，但是，新的股权准入政策能否在第一时间引入四大银行上市前的“大手术”中———注定将成为经济话题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悬念。
从1985年第一家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成立之日起，18年来全部七家合资银行的资产总和约200亿元人民币，远不及四大银行中的一家小型分行的规模，因而有人说合资银行的历史使命已然完成。近期，工行和中行相继出售合资行的全部股份，因而有猜测说是为了给“未来上市公司”腾挪更多的战略空间。
刘明康为银监会引入的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六位外方委员，曾对四大银行的发展与监管交了许多“功课”，他们的意见与银监会、央行现任官员的思维高度一致：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这个瓶颈的破解比国家财政注资更为迫切。
有一位外籍人士曾说过刘明康的一种决策风格。他在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时，对信贷决策委员会的审贷细节从不过问，但他定过一个简单而有效益的规定———信贷委的每一次会议纪录都要求非常详尽，因为他要看，“而且会看得很仔细”。据说，此例一出，每一个委员的每一次表态都变得谨小慎微了。
以制度的力量来解决四大银行的切肤之痛，刘明康可以作为的还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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