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律人还是中介人？ 律师反思自身定位六次上书以求定性
本报记者 王颖 北京报道
如果律师整体具有了对自身“法律人”的定位、社会使命、推动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的责任的共同认可，律师队伍的管理难题应该会迎刃而解了。
律师制度与律师性质的矛盾
2003年10月始，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德山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陆德山律师连续六次上书北京市委领导，建议对律师性质重新认识，从而加强律师队伍建设。
作为一名律师，陆德山一直在思考“律师”的身份和整个行业的定位，以及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问题。
陆德山认为，社会通常都是从经济角度去理解律师以及律师事务所，但是律师制度并非经济制度，而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律师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范畴。那么，将律师认定为非公经济人士、将律师事务所认定为中介机构，与律师制度的政治性质如何协调是个问题。
“目前，全国大约有20多万律师，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检察官的数量。”陆德山对记者说，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这个庞大的群体越来越面临着难以管理的境地，律师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认识，这直接关系到对律师的认识和评价，而如果不先弄明白律师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职业，管理就更加困难。
律师事务所非中介机构
“事实上，律师事务所不是中介机构，而是为人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场所。”陆德山认为，中介机构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实体，除经济职能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职能。而律师事务所充当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为当事人讲解法律、政策、帮助法律法规的落实。
作为我国第一个自由职业群体，律师长期以来一直被定位为“非公经济人士”，而用以划分“公”与“非公”的生产资料，律师则并不占有，因此，“将律师理解为提供法律知识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为宜。”陆德山在他的建议书中写道，律师的劳动也不应当被认为仅仅是为了赚钱，核心是事前避免纠纷和事后解决纠纷，除了收取代理费之外，更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当然，人们对律师有‘赚钱机器’的误解，也是因为律师队伍中有一些人唯利是图、乱收费造成的，”陆德山在曾经的建议中也揭露过律师队伍中的阴暗面，如果律师本身找不准自己的定位，就会缺乏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早在几年前，陆德山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多次上书有关部门和领导，要求关注，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引起重视。这种情况在今年有了转机，陆德山的六份建议，经过政协信息中心的整理，有关领导及部门已经对10月29日和11月9日的两份建议做了批示。“这可能会给律师业带来不小的变化。”陆德山告诉记者。
律师定位不明之因
作为法律人群体的一部分，律师也应当承担推进司法改革、维护法律尊严、捍卫司法公正的责任，然而，目前的状况下，律师本身，或者说律师这个职业本身定位不明，几乎游离于法律人这个群体之外，当社会仅仅把律师当作中介人时，律师职业的地位已经被贬低了。而这种贬低，并非社会凭空给予的，而是长期以来的司法环境不善以及一部分律师自身的素质问题和执业过程中的不良行为造成的。
“我国律师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律师职业化的程度不够高，导致它不能够形成同社会上的其他权力的对抗与交涉能力。”法学家贺卫方对记者说，法律人存在的本身就是在向社会进行一种论证，向社会宣示他们是一种独特的力量，在一个多变的社会中形成秩序、塑造秩序，这就需要法律人不断向社会显示自己，并不断去说服社会。这是法律人得以形成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要件。
“但现在我们的律师还没有形成这种能力，比如我们的律师进入门槛比较低，包括到现在，尽管有司法考试制度，很多不是学法律的人通过三个月的突击复习也可以考进来。”贺卫方大致作过一个统计，严格地说，全国12万律师中，真正受过良好的、规范的法律教育的大约只有1／3。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形成一种法律人内在的团结和认同，因为本身的背景和利益都不一样。
即使是专业素质很好的律师，在实际的执业过程中，用到的也并不一定是他的专业知识，而可能是一种法律以外的东西，比如说人们称之为“关系”或是“技巧”等的东西。这当然跟整个司法环境有关，可是，身为法律人群体的一部分，律师对于助长这种司法环境的形成也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种司法环境又反过来制约了律师执业。如果律师意识不到自己的责任和地位，心甘情愿地要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的司法环境中，依照非法律的畸形的规则执业，不但会成为助长司法腐败的罪人，也会给自己设置越来越多的困境。
律师自善其身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关注自己职业群体的定位，并且通过很多方式参与社会活动，体现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在推动法治建设方面积极努力。
比如山东青岛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曾经召开了一个关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研讨会，北京市的一些律师事务所也在利用建所十年的机会，邀请各方面人士进行交流、研讨。律师协会也逐渐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维护律师地位，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方面做一些实事，比如本报7月报道过的北京市律协刑事辩护委员会开展的“中国刑事辩护律师职业现状与问题研究”项目等等。
“这些都是律师尝试对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的方式。”贺卫方告诉记者，除了律师自身，学者和政府也是改变律师现状的重要力量。
要把律师从以前社会普遍认同的形象——只知道赚钱的自由职业者——转变为“法律人”的形象，恐怕不仅仅是几个律师的建议书就可以成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整个律师队伍的自觉意识。如果律师整体具有了对自身“法律人”的定位、社会使命、推动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的责任的共同认可，律师队伍的管理难题应该会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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