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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创业之路，往往受制于时代又受益于时代，他们的发家之路过多地烙有时代的印记而难以复制
伴随国门开放、制度成型，身处全球一体的竞争格局而又不再具备当年小舢板式的低
试错成本优势，业已手握巨轮船舵的鲁伟鼎们何去何从？
没有办法，这就是想象力的贫乏：谈到顶级企业家，就会想到杰克·韦尔奇。
1979年1月底，GE董事长雷吉在他的办公室对韦尔奇进行了一次“飞机面试”———“杰克，假设只有你和我在GE的商务飞机上，但不幸的是，它要坠毁了。你认为，谁该成为下一任GE董事长？”
如果同样的问题问到鲁伟鼎，估计场面会很尴尬———因为鲁冠球惟此一子，别无选择。事实上，不只万向集团，这类问题，在整个儒家纲常主导的东亚地区，除去小白领口口相传以满足其异想天开外，确实再无多少功用。
关于这一点，电视里天天热播的帝王将相戏里频频出现的“家国天下”足可印证其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
这样，站在老子肩膀上的鲁伟鼎出人意料地入围《时代》杂志“2003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企业家”20人名单，想来能让诸多素来信仰儒家文化无往不胜又时时自怜自艾的女士先生们长出一口闷气。
不过且慢，尽管早有睿智如王石先生等有识之士提出，所谓“年度人物”之类的评选，应该尽量弱化企业规模的考量。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企业规模对于企业家影响力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对此，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又是，作为内地民营企业翘楚的万向集团，一旦放诸全球范围，却又实在排不上号。
更何况，鲁伟鼎的主席头衔前至今仍然顶着个“副”字，这又显然不合讲究单打独斗的美国人的胃口。
这般蹊跷不由让人想起安达信公司首席总裁JosephF.Be－rardino两年前的断语：家族式企业迟早要消失，也许在第三、第四代就会消失。在亚洲，家族企业一时还难以改变，有的上市了，但家族还是大股东，即使像欧美国家那样成立董事会，董事会也难以对家族企业进行更有效的监督。
本着不因人废言的原则，尽管安达信自己倒先消失了，我们还是可以从上述颇能体现西方人一般认识的言语中体味出些许意味。
二十年风雨兼程，民营经济在中国虽仍显稚嫩，但其蓬勃而起之势却又足令全球瞩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果说，对于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政策性歧视、观念性歧视终会随时代发展而日渐逝去，那么，普遍实行的家族式经营模式便历史地成为了横亘在民营企业家面前的最大难题。
不抱偏见地说，经营模式、股权模式本无所谓优劣，只要能在当地取得管理成本最小化，家族式企业自有其生存的充分理由。由此观之，我们更可进言之，将家族式企业的难点归于接班人问题。
随着亲源关系的疏远，信任成本必然与日俱增；选材范围的狭小，更是不利于广纳贤才；遴选程序的不公正，难以形成有效激励；个人过分的控制权，则与监管原则背道而驰。诸如上述问题，看似局限于企业微观层面，实则却因民营经济的任重道远而不能不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休戚相关。
更有甚者，摆在鲁伟鼎们“二世”企业家面前的难题还有，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创业之路，往往受制于时代又受益于时代，他们的发家之路过多地烙有时代的印记而难以复制。伴随国门开放、制度成型，身处全球一体的竞争格局而又不再具备当年小舢板式的低试错成本优势，业已手握巨轮船舵的鲁伟鼎们何去何从？
这样，按照“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选鲁冠球为“经济风云人物”，美国人选鲁伟鼎作“最具影响力企业家”，老外们轻易又胜出一局。毕竟，往者往矣，来日方长，更何况，此来日很是相关中国的来日。
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社会进化的乐观者，至少在笔者看来，鲁伟鼎们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所面对的历史性难题而非无解之题。否则的话，面对标志性的悲剧人物，谁又有闲情与忍心去耗费太多的口水、笔墨？
以实证眼光观之，全球范围内家族式企业的生命力不可谓不强。世界500强企业的1/3系家族式企业或由家族式企业演化而来，其中不乏福特、通用、松下、奔驰、长实、大通曼哈顿、宝洁等行业巨头。而从认识论出发，加达默而所提出的“积极的偏见”的概念恰可为鲁伟鼎们所用。他指出，“在构成我们的存在的过程中，偏见的作用要比判断的作用大……偏见并非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中国人，还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所必需的并非是对家族式企业的批判、反动，而是借此磨砺自身包容一切的持续开放心态。
若能如此，则任何产权模式下的企业家，其实都不妨经常来问问自己：飞机坠毁了，谁来担任下一任董事长？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2月05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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