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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的赛艇在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之前，不幸被卷入了一阵飓风之中。情形简直糟糕透了，我们恰好处在飓风中心的位置，那里的海浪不仅高大无比，而且还剧烈地上下翻滚，我们被强劲的风浪高高地卷起，然后又被重重地抛落在甲板上。
但是，噩梦并未就此结束。更加令人心悸的表演还在后面。当我们的赛艇被风浪卷送到浪尖上时，那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因为，赛艇从浪尖向浪尾回落时会进行剧烈的冲浪运动，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稍有闪失，便就可能船毁人亡。
幸运的是，我们的赛艇并没有继续随着海浪的起落做升降运动，而是从海浪中钻出来，从而避免了与势大力猛的巨浪进行正面的强烈撞击，开始比较平稳地向低处的海面回落。
我们无数次被汹涌澎湃的海浪抛向空中，然后又一次次重重地摔落到甲板上。海浪的高度大概有四层楼那么高，你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所受到的威胁该有多么严酷了。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大约每隔45秒钟，我们就要忍受一次这样的折磨。
上帝保佑，我们所在的赛艇没有人遇难，但是还是有四个人骨折了，其中两个的伤势较为严重。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当时所有的赛艇并没有紧靠在一起，不然的话，那些被风浪抛向空中的人在下落时便有可能被自己或其他人的赛艇接住，他们也就不会落入滔滔巨浪中，被海水吞没了。
如果不是澳大利亚海军的迅捷行动和英勇表现，那么当时落入海水中的55个人中恐怕便不会仅仅只有6人罹难，而是要全部葬身海底了。
梅尔文·科纳写过一本很有趣的书，书名叫作《扭结的翅膀》。它是哈佛大学生物社会学的教材。科纳还写过另一本叫作《惟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书。
这两部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您是否关注到在我们中间正有一种特质在逐渐消失，那就是敢作敢为。敢作敢为者宁愿选择自我了断，也不愿被囿于人为设计和制造的“囚笼”之内。除非是达尔文那样的人才会把人类基因库中敢作敢为的基因完全清除出去。
事实上，敢作敢为的人身上是有很多优点的。例如，当暴风雪将村庄封锁住后，是那些敢作敢为的人率先冲出暴风雪的围困，为全村人找回食物；在计算机工业领域中，当人们都认为关系数据库的商业运转不可能实现时，又是那些敢作敢为的人首先站出来说：“凭我的职业经验和资金力量也许可以实现它。”
也许这不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模式。但是，我只是想说明一点，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彻悟生活的真谛，能够完完全全地了解我们自己。这并非一件如同从幼儿园上到12年级或是大学那样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对生命的历程和生活的奥秘进行永无休止地探寻和发现的艰难过程，它既是个性化的，又是外在化的，既是商业化的，又是非商业化的，总之，这个过程神秘莫测，乐趣无穷，引人入胜。
我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伴随一个人一生旅程的强烈而又浓厚的好奇心不断萌发和生长的发现式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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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彻底告别大学生活，动身前往加利福尼亚。在此期间，硅谷开始发展起来了。于是我来到爱国者公司，当时的爱国者也是刚刚起步。
在那里，我跟有“小型机之父”之称的基恩·阿姆达尔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决不要参与风险资本的投资活动。我这样讲也许会使许多风险资本投资界的朋友们感到不悦，不过，我还是习惯于四处去宣讲这样一个主题，那就是，“对风险资本说不！”尽管风险资本家，至少是在当年那段日子里，创造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他们把一个个普通人领入风险资本领域，然后，很快便将他们包装成企业家输送出来。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重大失误。
1977年，我们创建了甲骨文公司。当时的创业者除了我之外，还有鲍勃·迈纳、埃德蒙·奥茨和布鲁斯·斯科特。甲骨文公司最初的启动资金只有2000美元。而其中，我所注入的是一个大股资金，总共1200美元。然后，我们便开始做咨询工作。
当时我们打算建立第一个商务关系数据库，由于经费有限，我们只能雇佣自己来为自己打工。幸运的是，我们都很擅长编程，于是我们也可以同时为别人打工来支持我们的公司运作。我们在圣克拉拉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从那时起，我们的公司便脱颖而出，并被人们称作微型软件开发实验室。当时，为了创办甲骨文，我不得不做了资产抵押，而更糟糕的是，那时我已经结婚了，正在准备建设我的小巢。这让我感到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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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如履薄冰的时候，堂·卢卡斯出现了，他是风险资本家协会的主任之一，已经有着40年从事风险资本运作的经验。当我把房子作为了资产抵押后，我们从圣克拉拉的办公室里搬了出来，我们只得将办公室安在桑德希尔大街3000号，于是，我们得以和堂在同一座大厦中办公，而现在那里已经成了风险资本协会的总部。
尽管当时我们经常与那些风险资本家们共进午餐，但我并没有奢望从他们那里搞到充足的运转资金。我并没有对堂提起过我们公司处境的艰难，但鲍勃·迈纳却将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目前所遇到的困难都如实地告诉了堂。就这样，由于鲍勃的努力，堂最终向我们贷了一笔资金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我记得，堂当时对我说道：“亲爱的，你大可不必对目前的状况感到心急如焚。说实在的，你们的公司很有前途，它的发展潜力还很大，所以，你们一定要挺住，千万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击倒。”
其实不用堂来劝慰，我也并不认为我们的前途一片黯淡。因为，就算我在商场上赔得血本无归，我还是有充足的信心东山再起。在硅谷，只要你是块金子，总会有机会发光的。所以，我对这种生意场上的起起落落到并不如何在意。
这里，我不得不提一提我的好搭档———鲍勃·迈纳，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而现在他已经摆脱了尘世的烦恼，我想他此时应当是在天堂，正在和上帝一起享受无与伦比的快乐。
鲍勃是得癌症去世的。他是我遇到的人中最好的一个。尽管我们都是能力超群的程序员，但我们的性格截然不同。
我记得，有一次鲍勃急匆匆地跑来跟我讲，我们的一名雇员要离婚了，为了办理这件事情，这名雇员要损失他在我们公司中所入的大约一半的股份，因此，鲍勃建议我今后应当多给这名雇员一些购股的优先权。
我当时觉得鲍勃的想法真是既天真又好笑，于是，我便跟他开玩笑似地说道：“我觉得我们还应提高他的薪水以帮助他抚养孩子，你看这个办法如何？”没想到，鲍勃听后居然没有醒过味来，反而一本正经地连连点头道：“拉里，这真是个好主意。”
(未完待续)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2月04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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