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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涛
进，是冒险的选择；退，是艰难的选择。对于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现状，业内人士作出如此评说。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出这样的信息：财政政策仍将是积极的，但方向已经有所转变。
通过政府投资的拉动，最终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从1998年二季度算起，我国已经实施了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期间，积极财政政策为ＧＤＰ的增长贡献了将近两个百分点。应该承认，如果没有当初的积极财政政策，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经济形势的总体面貌。
然而，积极财政政策在发挥积极影响的同时，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目前我国已经累积了2万多亿元的国债规模，财政整体风险正在提高。经济增长开始对财政支出日益依赖，而且，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和积极财政政策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包括一些特定的机构、行业和地区。因而，上任伊始就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前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在去年卸任后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能够长期地执行积极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
退，是一定要退的，但是怎么退则极为考人。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指出，积极财政政策一旦停止，一大批通过国债资金在建的工程可能成为烂尾工程，经济高增长的良好势头难免不受到影响，与积极财政政策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特定的利益集团、行业、地区也会受到损失。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不搞急刹车，而是进行调整就成为当前环境下的最佳选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要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同时还要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需要，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
应该承认，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是原有积极财政政策的“软着陆”，显示了中央政府在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上的大智慧。那么，积极财政政策“软着陆”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财政资金将重点用于解决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全局问题，最明显的是五个统筹所要求的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据统计，1998年－2003年国债投资中，约有半数是经营性或有效益的项目，其中不少是不需要补助或根本不缺钱的项目。今后，这一状况将会改观。国债资金在继续关注原来已经形成的一些重点项目，保持原有工程的连续性，完成续建和收尾的同时，将更多地投向西部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关注社会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项目，着力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村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
其次，国债投资方向调整后，将为民间资本腾挪出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指导思想的转变以及各项政策制度的逐步到位，之前许多只能由国债等国有资本进入的领域将逐步对民间资本开放。无疑，民间资本将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再次，国债的投资进行调整后，盲目的市政建设热将会降温。当前，随着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通道，城市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投资不断升温，商业银行及政策性银行对上述行业也普遍看好，愿意提供超大的无抵押授信额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导致了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增加和商业银行的信贷膨胀。在这个意义上，国债从相关领域的逐步退出可能有利于防止相关行业的非理性扩张，减少商业银行出现新一轮的贷款坏账风险。
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加之经济的回升和利率预期的上升，必然使明年发债的国债期限结构有所缩短，也就是说，中短期国债的比重将会有所增加。这其实已经可以从今年下半年以来发行的国债期限上看出端倪。随着中央与地方间财政体制的改革，名正言顺的市政建设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将有可能得以面世。
另外，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将会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的进程，特别是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进程的推进力度会更大，而面向市场寻求资本金补充的主要选择就是准备的上市。但大量的不良资产存量和潜在量，以及伴随着中长期消费信贷资产规模扩张，日益显现出来的银行流动性风险问题，都是其上市的最大拦路虎。所以，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出路之一就是信贷资产证券化进程的加快。正是基于这点，资产支持类债券的面世将是预料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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