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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羽青
讨论一年多的政府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施以援手的“风险性建议”已基本明朗。继几位财经高官近来的公开表态之后，有消息指，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领导小组已经成立。12月1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明确表示，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明确决定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并且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具体分成几个阶段，将选择一到两家国有商业银行先行试点，然后
对四大银行进行全面改革。进行试点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分三阶段实施改革：第一阶段是以各种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第二阶段以多种渠道补充资本金；第三阶段进行彻底的内部改造和重组。
对记者们就政府拟用何种方式处置不良资产、何种渠道补充资本金的追问，刘明康拒绝具体谈论，但他重点强调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相比之下，对时下正热情讨论的国有银行上市，却多少有些轻描淡写。
他说，“国有商业银行将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这些银行能够进一步改造、进一步改进创造各种条件，如果条件成熟，也可以上市。”
关于政府为补充银行资本金可能采取的措施，目前尚难有更加详实准确的信息，惟一能够确定的是，继1998年2700亿元财政资金注入、1999年至2000年14000亿元不良资产剥离后，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再次得到政府的援助。而这次，官方公布的四大银行不良资产余额已高达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按五级分类在22％左右。
来自政府的援助尽管暂时缓冲了四大银行的支付危机，降低了爆发类似阿根廷金融危机的风险，但近几年来，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庞大的新增数量、接二连三曝光的触目惊心的金融欺诈案件，都从根本上说明，假如不进行银行体制的彻底改革，银行业内外部监管机制不完善，政府再多的援助也无助于拯救四大银行。相反，对政府援助的预期，对出再大的问题政府也能来“兜底”的心理底线，只能降低四大国有银行矫正自身体制的动力，滋养产生新的不良资产的土壤，增加道德风险，而对政府来说，很显然，频繁地向银行注资增加了财政风险，如何消化就此积累的债务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
事实上，为推动四大国有银行进一步迈向市场化的改革，在1994年后，中国政府对四大银行的支持开始发生了变化。1994年成立三家国有政策性银行，将政策性金融业务自四大银行中剥离，使其初步具备了按市场经济规律专事商业性金融业务的条件。1998年注入2700亿元资本金，1999至2000年剥离14000亿元不良资产，此后调低了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允许银行使用从存款准备金中释放的资金购买年利率7．2％的30年期不可转让政府债券，并将债券募集资金注入四大国有银行，凡此种种，都旨在为国有银行创造轻装上阵、经营上更为商业化的契机。表面看，这些举动表明政府支持国有银行的坚定立场，但另一方面，也明显透露出政府对国有银行成为更加独立自主的商业银行的强烈愿望。
1998年底，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最终倒闭让许多人意识到，政府正在努力降低由自己担保可能造成的道德风险，同时向国有银行清晰表达出一个信息，虽然国有银行股权结构不同于广国投，政府未来不一定不会对出问题的国有银行施以援手，但是，政府的支持将逐步减弱。
然而，从技术上而言，高达20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已使四大国有银行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如果不注入新的资本金消化不良资产所造成的损失，以四大国有银行资产回报率ＲＯＡＡ远低于1％的盈利能力，靠其自力更生，至少需要15年才能将不良资产率降至一个比较安全的水平，如5％（假设此间新发放贷款约10％最终成为坏账）。标准普尔估计，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不含资产管理公司）若要撇销呆坏账，所涉及的开支可能达6000亿美元，“即占中国2003年预估国内生产总值1．4万亿美元的40％以上”。因此，要大幅度削减不良资产，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宏观危机，银行肯定需要政府施以援手，尽管这有违于政府几年来对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愿望，但是，只有政府才拥有资金实力和行政权利，救助濒临破产边缘的银行，尤其对“国”字头的四大商业银行而言。有政府信用做担保，他们绝不会相信政府能对银行的“水深火热”袖手旁观，正如老百姓坚信国家不会坐视他们的储蓄付诸东流而不管一样。
救助显然不是目的，这和资本市场上市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一个道理。政府援助和银行自身改革往往是两个此消彼长的因素，援助过多势必降低银行自身的改革动力，而只有银行管理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得以完善，才能减少政府不得不施以的援助。不能说国有商业银行在一系列的改革中没有发生深刻变化，但是，中国加入ＷＴＯ已经接近两年，距离2006年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时日无多，中国的银行已经没有时间再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必须来一场和时间的竞赛。对国有银行而言，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政府注资补充资本金、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乃至上市等多重渠道自我拯救，只是应急之需，必须看到，导致国有银行陷入困境的病根的根本所在。
“迈步之前不要只试脚下的地面，只有注视远处地平线的人，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对政府来说，需要的是拿出大智大勇，来一场银行业的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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