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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转型”需要新框架
在刚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出现了不少重要新概念。其中“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一点，体现了21世纪中央领导集体日渐成熟又符合国际潮流的“新发展观”，格外引人瞩目。
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亦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社会关注度和极大的探索空间，显得分外抢眼———曾经延续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遗留影响，就不用多说了；在“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该怎样工作的20多年来，一些不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府行为与观念，也在不少相关人群中“习惯成了自然”。因而真要突破，实属不易。
故此，有不少专家和国人对目前相当流行的“从经济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之提法不甚理解；对“政府实现‘自身’职能的转变”提出了质疑；还有人呼吁，相关改革“万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个极端”……应该说，这些讨论，各有一定道理。
为什么？因为在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尚有大量需要认真对待的崭新领域，关系着构筑“新型政府”的“支撑体系”。而这些重要新领域中的许多问题，目前并未被普遍认识。
不少专家提出，像所有变革和新生事物一样，“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需要新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度”系统，或说要由新的“制度工具与组织工具”构成的新框架予以支撑。
其中最重要的是：转型固然不能在旧有的“单边政府体系”（由政府配置一切资源和要素）条件下实现，因为人们都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但在“政府与市场”或“政府与企业”这种“两极式”的“初级市场经济”中就能实现么？也难。因为“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人们不能期望把过多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都交给以追求利润为本质特征的企业去完成。
新型政府的四大功能，都跟NGO有关
“在‘国家·政府体系’和‘市场·企业体系’
这两者之间，还有一大片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广阔空间。其中许多社会经济职能，已由‘第三体系’这个21世纪以来在全球日渐活跃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或说NGO体系）担当了起来。中国的政府转型，只能在由上述三大体系组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框架’中，方能有效进行。”
————在清华紫光大厦一个安静的所在，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兼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所谈见解，让人颇感耳目一新。他特别提出：今春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四项新职能，其中，无论“经济调控与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都跟NGO有关。
前两项职能，政府主要可用经济杠杆等政策工具，通过对商会、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监管和作用发挥来完成，如反垄断、行业自律、标准制定和法律自卫等职能。而这方面的比例越大，调控与监管的成效及效率就可能越明显。后两项职能呢？政府可通过公开透明的招投标等方式，以社会服务的“政府采购”和“职能委托”等形式让相关的NGO承担起来。
NGO的影响这样大？————对笔者的这一提问，王教授答道：在联合国第52届年会上，安南先生就在谈及“影响全球发展的八大因素”中，把跨国与本土NGO的迅速发展，排在了紧随“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组、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生态环境保护”之后的第五位了。
前不久在英国的相关考察，让王名对慈善性NGO的印象尤深：全英国的18.6万个慈善性NGO，拥有高达700亿英镑的总资产，在其中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3％（商会并未计入其中）。专门管理这类NGO的“慈善委员会”，每年获政府2800万英镑的全额资助。而英国最大的跨国慈善组织Oxfam，在年获政府资金33亿英镑的基础上，每年的社会服务和捐款所得，数额都双倍于政府投资。
更值得重视的是，该国对NGO“登记门槛不高，日常监管甚严”的监管特点。每个NGO都要成立由政府、捐款人、受益者和专家这四方代表组成的“托管委员会”（它有权任命和罢免其领导人）；每年要向政府呈交工作报告并向全社会公开财务，政府对任何人的相关举报，都派专人调查；NGO并不依附于政府与议会，而是依法行事，在对捐款者的减免税政策等方面，甚至拥有立法和法律修订权。正是这种较为完善的监管，使该国捐款的富豪甚众，也使公民普遍热衷频繁地参与各种志愿的慈善活动，如环保、救灾、帮助弱势群体、整理帐目、维持治安、从事培训教育等。这些都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直接管理经济与社会，到管好市场与NGO
对比发达国家政府职能的调整与现状，王名对我国有关问题的及早解决颇感紧迫。尤其是亟待转变目前政府对各种NGO“登记难，监管松”的现状；转变在资金和人才投入上力度小而任其发展的倾向。多多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加大相关的投入力度，尽快填补相应的立法执法与监管空白，如：加快制定鼓励慈善捐款和强制其财务公开透明等监管的政策法规，大力推动各种商会的成长和影响力发挥，鼓励公众广泛参与各种NGO的活动等。
他认为，政府若能尽快通过完善相应的监管与法制体系，在管好企业与市场的同时管好NGO，然后借此逐步实现职能转变，不仅有利于政府走出直管企业和繁杂公共事务的现状，提升效率、优化形象；更有利于全社会广泛迅速地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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