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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节目，记者随即采访北京街头市民对艾滋病人的看法，一位老者表示最起码要保持3米以外的距离才安全，当然对待病人最好是让他们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许乱跑。这个节目从播出至今大概也有一年左右的时光了，但像这位老者这样对待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态度并没有太多改变。而这种正在蔓延的可怕疾病也没有因为这种态度而有所收敛，相反，艾滋病以及与它相关的“艾滋病综合征”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在四处悬挂的红丝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艾滋病蔓延的严峻现实。据报道，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估计累计人数为100万，目前存活85万，从1994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4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今年我国ＧＤＰ可以预计的增长也不过在8．5％左右。艾滋病的蔓延不仅在大量抵耗我们的社会财富，而且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克林顿在不久前来华为防治艾滋病做宣传期间，对此有过精辟阐述。他表示：“如果我们不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任由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不出十年，全球就会有1亿的艾滋病患者。而这1个亿的艾滋病患者将会导致政局不稳、经济崩溃。”他举例说，去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差不多有90万儿童因为他们的老师死于艾滋病而无法正常学习。在一些村庄甚至连种庄稼的人都没有。有些工厂每个工作岗位要招两个人，“因为担心其中的一个可能随时会因艾滋病而死。”
克氏的演讲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我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已经居亚洲第四位，比较严重的河南省全省每个地市都发现了艾滋病人，单单驻马店上蔡县，感染者就近万人。许多艾滋病感染比较严重的村几乎全靠政府救济艰难度日。如果疾病蔓延，即使耗尽国家财政也难以填补这一永无止境的黑窟窿。同时，艾滋病人经济上的困境与社会的歧视结合起来，也容易使艾滋病人产生对社会的报复心理。曾经喧嚣一时的“扎针案”虽然最后据说与艾滋病人无关，但这无疑是对社会的一个警醒。这种制造恐慌的行径如果蔓延开来，对社会的危害无疑比艾滋病本身还要可怕。反过来看，社会对于艾滋病人的宽容和接受程度无疑还很欠缺，同时，大部分艾滋病患者本来就是因为生活困难而卖血，治疗的费用只能使他们更加困难。政府财力无法提供足够的药品，那些吸农民血发财的“血头”们又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些都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
在艾滋病的控制上，我们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我国的艾滋病患者大都是贫困地区的农民，采血、卖血的不卫生和不规范使疾病随时都有进一步扩散的危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增加，农民进城成为民工，与艾滋病患者的接触史、不洁性行为等都有可能成为艾滋病新的暴发点。而密集的居住环境、流动的不确定性又会导致疾病进一步蔓延。据报道，在我们现存85万感染源中，有95％的传染源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在一些艾滋病蔓延的村子里，许多人根本没有进行过相应的体检。这些无疑都是潜在的危险。历史不能倒退，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交流通道还会更大范围地打开，相应地对重大疾病的控制也应该得到更大力度的支持和加强。
据说，叶永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写了一本关于艾滋病可能入侵中国的预言书，结果被有关部门认为无中生有，企图造成社会不稳定。如今，我们已经走到了艾滋病真正大流行的前沿。此时再追究有关部门的荒唐似乎为时已晚，但现在确实到了让那些习惯书写口号和宏大话语的人们正视危机的时候了。ＳＡＲＳ的教训殷鉴不远，ＡＩＤＳ的人间悲剧谁也不希望以同样的方式上演。王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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