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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赵岸英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制造业中心正在向亚洲和中国转移，产业转移和分工合作将为中国区域竞争力的整体提升提供一次难得的契机。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磨练，目前我国已经实际上形成了自然和政策性的四大经济区域，即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
从存量(2002年全国GDP)上看，目前四大经济区域实力大小的先后顺序是：
东部6.25万亿元、中部2.52万亿元、西部1.83万亿元和东北1.16万亿元；而发展水平(人均GDP)的先后顺序是：东部14205元／人、东北10841元／人、中部6545元／人和西部5335元／人等。
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战略决策，并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相呼应。温家宝在其东北之行中，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并将政策目标概括为“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20个字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格局。前不久，著名跨国公司英特尔选择在西部重镇成都投资设厂，此举表明中国西部城市竞争力的明显提升。与此同时，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西进”数量的增多，将使东西互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各个地区能不能在新一轮发展热潮中确立科学的战略定位，顺应产业转移的大势，通过招商引资确立各自的竞争优势？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城市竞争力的学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太平洋西岸城市的竞争有腹地市场广阔、商务成本低、国家经济强劲增长等许多比较和竞争优势，但在软环境方面劣势十分明显。
因此，中国城市应实施“市场换要素”的全球整体竞争战略，实施跨国定位，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加快产业转型，并成为区域经济的领头雁。
谁是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或竞争力的城市和地区？世界银行、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都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其评估的角度不同，结论并不完全相同；本刊记者也分别去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等处进行实地采访调研。排名或是调研都未必能准确说明各区域竞争优势和投资环境的差异，但无疑也有些最基本的判断：就某一区域而言，区域竞争力更多地体现为要素配置集中的这个区域内城市的竞争力，而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区域内市场主体(企业)的竞争力，这是我们试图破解中国区域竞争力的一个推断。
如果说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根本还是提升企业竞争力，那么种种迹象表明，企业在区域经济整合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大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市场扩张有力地推动了地区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经济联合。
企业所依托的资源优势和市场要素如何获得？这将是考验企业发展和政府管理的双重命题。区域竞争力的培育，需要政府构建一个公平、开放、竞争的投资平台，真正从管理走向服务，这正是政府管理的精髓。
竞争定位：概念大比拼之惑
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正席卷全国，以中心城市为依托来进行区域竞争是各地首选的战略定位。这种热潮甚至使“城市规划师”不仅成为一个时髦职业，而且是猎头公司推荐的国内急需的尖端职业。
获得诱人并且科学的区域战略规划并不容易，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使中国各城市陷入全方位的竞争之中，在争夺产业、技术、资金、贸易方面展开激烈的角逐。能否从宏观角度综合考虑区位、资源、人力等多种因素，寻找到适合本地区的发展之路，对各地来说至关重要。
定位、规划、模式，一如互联网热潮时的创业者手持“绝妙的商业计划书”，政府官员们怀揣各自区域的宏伟蓝图，踏上火热的招商之路。
中心、基地、都市
11月15日，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对媒体透露，一家新的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将落户天津。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说，中日韩三国开始组建“以赢利为目的”的“东北亚银行”，总部也计划设在天津。
上述消息预示着，有前央行行长戴相龙主政，天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的雄心越来越清晰。这也意味着上海、北京、深圳、重庆、沈阳、武汉等中国定位于“金融中心”的城市又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对“金融中心”的偏好反映了国内不同区域的城市之间，竞争日趋白热化。大都市在高科技产业、高级人才、金融中心、国际会展等领域激烈争锋的同时，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间也在激烈地较量。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每个城市的战略规划中，都有许多雄心勃勃的定位，都有冲动将自己打造成各种各样的“中心”、“基地”、“大都市”。
区域经济发展要有足够大的空间，招商引资需要足够诱人的概念，各地的自我规划和包装因此无可厚非。但将这些“中心”、“基地”放在一起看，不外乎“制造基地”、“加工基地”、“高科技基地”、“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等耳熟能详的字眼。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各地自然争相将自己打造为制造和加工基地；东亚国家普遍采用“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也使在从汉城到新加坡的太平洋西岸，城市普遍实施跨国定位，争做国际化大都市。
城市间的定位之争因此不可避免。比如，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国内制造业逐步向西部转移，西部地区相关中心城市都不约而同地提出振兴制造业的发展口号，比如重庆提出“振兴制造业”；西安提出“工业振兴计划”等。
天时、地利、人和
概念的比拼暴露了区域竞争定位的简单化，重招牌，不重操作；重形象，不重实际。制造业受青睐，则大家要“工业强省”；环保问题得到重视，则“生态立省”；社会关注信用建设，则要打造“信用××”。甚至有时一地的区域定位竟能因地方官员的喜好或专长而变来变去。
能否成功实现美好的定位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从区域布局——地利的角度看，中国已形成了珠三角和上海、江苏为主的由外商直接投资驱动的外向型加工产业群，浙江形成了民营资本特色的产业集群，京津唐则依托密集的国家科技资源形成高科技产业集群。
从世界和中国的产业转移——天时来看，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世界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为中国成为制造基地提供了契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林木西认为，目前世界产业转移重点转向了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中国东北具有良好的装备制造业基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有望成为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最佳区域。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胡春力研究员也对记者说：“世界产业转移浪潮将极大帮助东北国有企业摆脱目前的困难局面。”
而“人和”可能是困扰许多地方长官的一大难题：有没有丰富适合特定产业的人力资源？有没有真正符合服务型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有没有带动产业发展的企业家领袖？在这个问题上，刚刚从国企老总转型为海南代省长的卫留成深有体会。11月初，卫留成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公开面对媒体，感慨当地的“执行力”不够，创新的事没人想，想好的事没人做，人力资源的素质确有差距。
以海南的支柱产业旅游为例，海南的旅游酒店等硬件设施已经不差，但游客仍抱怨“服务员不专业”，旅游业软件方面有欠缺——这无疑拖了海南成为旅游“基地”或“中心”的后腿。
优势转移：产业空心化之忧
在最近一次的上海工业会议上，上海市市长韩正明确指出：“要花大力气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他强调说，强大的制造业是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金融和航运中心的有力支持。
上海应该避免制造业的空心化并可选择不同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模式。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一是支撑出口的产业已显示出疲软态势，二是制造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的情况且越来越严重，三是引进外资的额度令人尴尬不已。
珠三角同样面临着产业转移的难题，摩根士丹利近期对珠三角进行投资考察发现：珠三角的制造厂商正向邻近省份转移生产基地，这样可以降低50%的劳动力成本。今后几年，这种趋势将成为减缓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把工业化进程扩大到中国内地省份。
西进，西进
对东部省份来说，产业转移是忧，但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则是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善同认为，东部地区经济总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对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原来支撑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正在面临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而有向周边地区转移和扩散的要求。相应地，与之毗邻的中西部地区则具备提供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产品的条件，也具有接纳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能力和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向内地转移是区域经济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应该看成是东西互动的一种方式。
浙商，粤商顺应产业转移的潮流，选择了主动西进战略，向西部和中部省份转移生产基地。浙江大学有关部门对浙江105家样本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浙江企业的产业区域转移，或意愿性产业区域转移的区域分布以中西部地区的选择率为最高，上海第二，浙江省内的中心城市第五。
浙商西进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建筑业、纺织、服装、皮革、饮料、电气机械和塑料制造业等方面。浙江大学产业转移研究专家陈建军博士认为，通过对外投资，促进了对外投资地区的产业升级，同时也促进了投资对象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西部已形成规模实力的大企业正在“东扩”。几年前，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新希望集团把投资公司放在了上海，为了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新希望集团同时又把地产、商业、金融等部分产业的管理中心放在上海。
“得长三角者得天下”似乎已成为西部民营资本在这个地区投资的重要理由。“从市场、技术、人力和金融等要素考虑，长三角非常有竞争力。”上海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袁小明对记者说，这有利于长三角的产业升级。
升级，升级
东部沿海的比较优势有了新变化，因此不得不面对产业空心化之后的产业升级。在前不久召开的2003年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上，与会专家对记者说，轻纺、消费类电子等产业已趋成熟的珠三角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选择。
珠三角地区面临着一个香港曾经面临的问题：随着周边以及国内其它地区的开放，劳动密集型工业以及附着其上的资本，势必朝着低成本地区流出，形成区域内产业的空心化。
“过去以土地、劳动力价格低廉为吸引力的招商引资模式，在支撑珠三角第一轮发展后已显得动力不足，如果没有新的吸引力，资本就会流到内陆省份。”中山大学王珺教授对记者说。
“在经济规模达到一定基础之后，广东产业升级的下一步，就是大力增加研发投入在整个区域经济中的比重，才能从研发拉动的收入中获得可持续增长的收益。比如向中国的其它省份进行专利授权和知识转移等。”ABB集团执行副总裁包利华对记者说。
虽然上海已成为国内综合经济实力和综合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但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政策体制合力不够等问题已成为上海市发展的主要瓶颈。
为此，围绕构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创新体系和新型企业体系，上海市正在建设一批前瞻性、战略性的基础学科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进一步培育具有上海领先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建设有上海独特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招商策略：引资新模式之变
“沿海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这是中国政府先后做出的战略决策。随著全国各地相互竞争发展，现已愈加清晰的是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已不能再依赖曾促进沿海城市发展的经济战略。
虽然处处有难念的经：西部基础设施落后，东北背负国有企业的历史负担，东部沿海则面临产业升级，但更多地招商依然是各自共同的心愿。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吸引投资的新途径，因为从监管角度而言，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取消各项地区性优惠政策，政策手段的减少已经使各地无法再采用曾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特区模式。
内与外
虽然在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城市里不乏英特尔、通用、安盟保险这样的著名跨国公司的身影，但真正响应“西部开发”政策的外资公司还没有形成规模。有关分析师表示，西部地区不要奢望成为沿海地区那样成为外资的乐园。而在东北，沈阳以北同样很难见到跨国公司的足迹。
国务院西部办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赵艾向记者介绍，目前用于西部大开发的资金主要有如下渠道：首先是国家财政预算资金和国债资金；其次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再者是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
据了解，从2000年开始西部大开发到2002年底，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开发约27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有1/3以上用于西部开发。然而国家在西部投资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国内民间资金和外商投资并没有大规模地相应跟进，2002年西部12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有20亿美元。
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易小光说：“由于相比之下，到重庆的外资较少(1年仅3亿多美元)，重庆加大了对国内资本的引进力度，截至9月份，已经引进内资50多亿元。”
西部一定程度上靠中央财政的支持来弥补投资的不足，东北也希望能借振兴之机获得资金支持，但中央已经表态支持有限。
因此，对东北和西部地区来说，如何激发本地人的创业热情，挖掘本地的投资潜力，进而尽可能地借国内产业转移之机吸引内资已成当务之急。
软与硬
沿海特区招商的经验是提供廉价的土地、优惠的税收、便利的基础设施，实际上这些因素在西部和东北等地区现在差距都不大，但观念上的落后和软环境的欠缺已经成为引资的“瓶颈”。
即使是备受当地政府青睐的外资企业和大型民企，也普遍抱怨基层政府职能部门思想保守，“造成的结果是，看起来本地的优惠政策与沿海地区没有两样，但是却由于得不到较好的落实，而使许多来本地发展的外来资本感到步履维艰。”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忧心忡忡地说。
甚至无形的生活环境也阻隔着外资。以重庆为例，“雾都”重庆对外国人来说仍是一个艰苦之地，多数外籍管理人士居住在三家国际级酒店附属的公寓楼里。香港地产商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说：“我不得不亲口说服我的雇员来重庆，而员工要外派到上海却需要排队等待。”
提高政府办事效益，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审批事项，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不必要的部门和审批环节是许多地方工作的重点。沈阳市金融办的官员李群念说，市政府规定不管哪个部门办文办件，只要符合法律法规的必须当天办理，“让文件像流水线一样畅通。”
“在招商引资方面，应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局面，让企业充当主角，政府为企业提供政策和相关配套服务。”赵艾对记者说。
就提升西部地区区域竞争力而言，赵艾认为，结合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西部地区在今后一定时期应重点发展能源、矿产、旅游和特色农业四大产业。同时更多地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进一步吸引东部地区的企业家和资金进入西部地区。
而日本贸易振兴会的江原规由这样看待东北的招商策略：现在政府的开发方向已经确定，但是要处于观望的外资主动“买票进场”还需要有更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投资环境的明显改善。南方与北方相比，南方的舞台比较时髦，提供节目可能是电影；而北方的节目可能比较传统些，可能是杂技。外资可能更喜欢看电影，但是也不排除看看杂技。
投资诱因：企业市场化之选
政府满怀热情地进行招商引资，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某西部省份仿效沿海地区搞高科技园区，但在基础设施完善之后，该省招商官员忽然发现，愿意来投资的企业大多是东部地区淘汰的污染企业、房地产企业和夜总会之类的服务业。地方官员为企业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和令人心动的前景，但企业往往不买政府的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企业跟着市场的指挥棒转，而不是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偏好，企业只会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做投资选择。
大环境与小环境
有外电在报道东软集团时这样描述说：“中国高科技的脊梁、软件制造商东软集团难以置信地将沈阳称为大本营。”为什么？东软创始人、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说，“没人相信沈阳会成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这里冬天寒冷，污染严重，它很难吸引人们。”
曾在大学担任教授的刘积仁说，将沈阳造就成斯大林式计划经济重镇的那些因素同样也适应于自由市场：受过教育的技术工人，而工人的工资仅为上海的1/3.东软集团总裁助理王自栋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但可以营造优越的小环境，以此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投资吸引力的确诱人，对那些致力于全国市场的大企业来说，这些大城市是必须的选择。但是，企业投资既要考虑市场，也要考虑成本，环境等综合性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世行的调查认为，江门这样很多人并不熟悉的三线城市的投资环境是最好的。
杭州娃哈哈集团投资西部实现了内部的结构调整，在重庆的投资不仅使娃哈哈迅速在西南地区拥有了最高的市场占有率，而且使杭州母企业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于附加值较高的产品生产与研发、营销网络建设，促进了企业快速发展。
许多企业抱怨投资西部的风险太高，但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不同的企业可根据自己的投资偏好做出选择。实际上，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领域和资源开发领域商机太诱人，一些外资和沿海地区的富裕资本已经冒着风险大步进入，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资金更为积极。西安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张普会告诉记者，到西安投资基础设施(尤其是购买高速公路的经营权)的港资已占当地引进外资的48.8%.
管理与服务
在区域竞争明显同质化的情况下，什么地方能尽可能地满足企业个性化的需求，无疑最能吸引企业的青睐。
各地引资竟相开出高价码，但无形的服务环境还是企业最看重的。某港商投资中部某省，几年下来，企业勉强维持。这位港商抱怨说：“我们接触的省级领导都很有远见，办事效率都很高，但地方官却还改不了吃卡拿的习惯。”
一位赣州企业聂董事长在东北有同样的体会：该公司刚来到这里投资办厂，就遭到当地的基层领导的刁难，当时真得不打算在这里干下去，后来市有关部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立即现场解决问题，现在企业在这里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有专家说，政府不能仅仅扮演改变办事效率，提供优惠政策，为企业跑项目的这样的角色，只有政府真正实现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的转变，投资者才能感受到投资环境的变化。在这方面浙江台州的企业深有感触。
台州像许多浙江的城市一样，拥有很多能在全国排第一的民营企业，但当地政府发现，许多当地企业做大之后，需要走出去，去上海等大城市发展。怎么办？政府没有设置障碍硬性阻拦，而是由政府出面根据台州企业需求在上海征地100—300亩，建设上海台州科技开发园，笼络住了台州企业的心。
“台州市委、市政府鼓励企业到上海设立研发中心，但单个企业远去上海会遇到许多困难，这就需要政府的服务。”台州市科技局长张锐敏说。(本刊记者宏飞、晓伟、继秀对本文亦有贡献)
三大报告揭示中国城市投资吸引力
本刊特约作者倪鹏飞本刊记者陈晨星城市正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心和基点，成为企业或个人创造财富的中心和源泉。城市发展得好或不好，直接影响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未来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能否在未来世界取胜，就看中国是否建立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
就像企业不仅有竞争，也有竞和，不仅有你争我斗，也有相互联盟，中国城市的竞争也正在更广泛、复杂的层面展开。而吸引更多企业、资金的进入，提升城市的位势可以说是城市竞争的终极目标。那么在中国的版图上，哪些城市、哪些区域最受投资者的青睐？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如何？关于这样的讨论很多。
其中中国科学院推出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社科院推出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比较报告》、世界银行推出的《中国投资环境报告》，应该说是目前调查分析中国城市投资环境最权威的3大报告。2003年11月15日，世行选择在长沙推出了名为《增进竞争力》的中国投资环境最新年度调查报告。而中科院也即将推出2003年年度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新一轮城市发展的战略平台：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分析比较这些报告，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对于寻找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将不无裨益。
长三角地区杭州、南京较突出在世行的报告中，对于长三角地区投资环境评价最高。世行设定了投资环境整体评分，从A+至B-依次设6个等级，最低的等级是B-，其中只有杭州、上海被评为A+.报告认为，基础设施是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在能源不足和交通不畅的条件下损失程度较大。总的来说，这一损失在中国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都要低，但在中国内部不同地区差异也很大，而相比较而言，杭州和上海基础设施环境最好。
为了从中国富有活力的经济中抓住各种时机获利，企业需要将资源从萎缩的产业转移到扩张的产业。因此，当地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机制非常重要。世行要求被调查企业估算有多少过剩生产力，得到的结果是杭州、上海的平均数很低。
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市场都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许多地区企业报告它们大概有10%的冗余员工，从整个国际标准来看这一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在杭州等大部分富有活力的沿海地区的企业内冗余员工更少。
在劳动力市场灵活的地区内的企业，往往在培训员工方面的投资更多，企业内技术工人的比例也更高。在杭州，约40%的员工在企业内接受到培训。
在城市间国际化程度比较的指标中，杭州具有外资合伙人的企业达到25—30%.这一数据的含义是即使在北京、上海、天津这些早期开放城市中，企业有外资注入的比例也就是20—30%.在其他地区，外资企业的比例要低得多。
税负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指标，但城市之间差异很大。杭州的企业税负平均为销售额的5%.而在许多内陆城市达到10%.中科院的报告主题为“中国新一轮城市发展的战略平台：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提出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环渤海湾三大地区的发展战略。该报告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参事牛文元教授分析说，“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各个大城市区，特别是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环渤海湾这3个大城市区(群)进行集聚。3个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空间。”
在长三角地区，中科院的报告选择了15个城市进行了分析比较。报告认为，长三角地区城市的运行速度都很好，发展强度也相当良好，只是嘉兴和湖州市的发展强度不够。杭州在各方面情况很好，但在发展动力上似乎欠缺一些。
报告特别花费大量笔墨来描述南京的环境，判断指出：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劳动地域分工的演变过程，南京地区已初步形成具有大城市地区特征的城镇体系，即在以主城为强大核心的地区内，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镇相互结合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城镇群体，其范围跨越了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界限的限制。
显然，南京的发展前景非同一般，甚至有传言认为南京将成为中国的第五个直辖市。但报告也指出，南京的经济规模还没上到应有的水平，发展动力也不像宁波、绍兴和扬州那样强劲，也许南京在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更进一步强调和发挥自己的中心城市作用。看来，这篇文章到底怎样做，确实需要思考。
珠三角城市发展动力依然十足
社科院报告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早改革开放地区，正面临着来自全国，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的全方位竞争，为了吸引外资和迎接国际产业的转移，这些城市除在改进基础设施硬环境展开竞争外，在引进人才、技术、资金的政策上竞相优惠，在制度创新和政府服务上相互模仿。相互学习的队伍络绎不绝，招商引资的计策层出不穷。
深圳、广州、东莞3城市的整体综合竞争力相对其他区域最强，分别名列综合竞争力排行榜的第二位、第四位和第五位。金融资本、区位优势、产业集群、基础设施、经济制度、文化观念、对外开放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先发优势。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社会秩序等竞争力相对弱于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城市。
中科院报告给珠三角地区城市的发展强度得分评价均很高，无论是外资、教育、第三产业，还是城市环境都非常突出。也就是说，该地区城市的发展动力很足，有很可观的发展前景。组团式城市群在今后10-20年一定会在该地区得到长足发展。
但报告也指出一些不足：珠三角地区应该在运行速度上有根本上的改进，从珠海、江门、肇庆和惠州等城市可以明显看出这方面的差距。在这方面，广州尤其引人注目，因为无论是规模尺度，还是它的发展动力，广州的情况都很好，但它的运行速度和实力则需要较大提高。不然，会严重影响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建设，因为广州的地位毕竟非同一般。
在实力密度方面，东莞和佛山情况很好，而且其运行速度和发展动力方面也都很好，相信这两座城市会在将来为珠三角地区大城市群的建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山和珠海市这两座城市的其它三项指标明显优于规模尺度，看来，在经济总量上，二者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
世行的报告与上述两个报告不同的是，它对珠三角地区评价最高的城市是江门和广州，投资环境均被评为A.就像它在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对于上海、广州居于A+/A的位置，人们不会感到吃惊，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小城市如江门也创造了优秀的投资环境。”
江门此次获评为A，确实有点黑马的味道。无论在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基础设施环境以及国际化程度等多项指标方面，江门都有不俗的表现。
京津环渤海城市差距较大
中科院报告指出，京津环渤海地区各城市在发展强度上明显不如长三角地区的城市，而与珠三角地区的诸城市差距则更大。这个地区有着很好的流量基础，但在外资利用、第三产业发展、人均教育费用支出和城市环境上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从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来讲，发展强度非常说明问题，如果在发展强度上比较弱，说明该地区的城市之间产业簇群的成熟度比较差，吸引社会经济资源能力比较差，这就直接影响了组团式城市群的发育。
该城市圈中河北诸省，实力密度都不行，秦皇岛和廊坊规模尺度不够，保定、沧州运行速度很低。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在运行速度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也就是说在人流、物流、信息流和经济增速上，天津需要有很大改进。在世行报告的整体投资环境评分中，与上述观点基本吻合：天津仅获评B.社科院报告的观点与中科院报告基本一致：改革开放后，国际城市及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对京津环渤海地区构成激烈的竞争和威胁。这一地区的竞争力一度下滑，在经历改革的阵痛和调整的嬗变之后，城市竞争力开始提升。整体竞争力处在珠三角、长三角相关城市组之后，处于第三组。
东北地区大连风景独好社科院报告提出，大连、沈阳、长春与哈尔滨，这4个城市经济竞争力曾在较长时期里(包括改革开放初期)处在我国各城市的前列。但是由于体制的约束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构调整机会的丧失，在全面开放和产品过剩的背景下，面对国际城市和东南沿海城市在市场、资金、人才、技术的竞争，4城市不仅整体竞争力下降，而且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大连、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空间区位相邻、城市功能、产业结构比较接近，因此4城市间在产业发展、贸易和招商引资上的竞争也十分激烈。4个城市相比较，沈阳是辽中城市群的核心，人才、资本、科技、基础设施、区位竞争力较强，结构和环境竞争力较弱。长春的综合竞争力居中，长春人才、基础设施、区位竞争力较弱，科技、资本、结构和环境竞争力较强，产业特别是科技产业竞争力最强。与长春、沈阳相比，哈尔滨的综合竞争力最弱。综合区位、旅游环境多样化文化和对外开放竞争力比较强。哈尔滨人才、资本、科技、结构和环境竞争力较弱。
大连继续实施“东北龙头”的竞争战略，要将大连建成东北经济的龙头。重点发展高科技、重化工和航运业。在美化环境保持其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促进市民观念转变和政府职能转变。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连在世行报告中投资环境评分获得A，仅次于杭州和上海。
而哈尔滨与长春分别是B-/A-.
西部地区重庆优势最明显社科院报告认为，改革开放后，西部城市在资金、人才、技术产业受到东部城市激烈的争夺和竞争。与其他城市组相比较，整体综合竞争力不高，在分项竞争力方面，西部最大的三个综合性中心城市重庆、成都与西安的人才、资本、科技基础设施等竞争力比较高，其自然区位、观念文化、经济制度、政府管理和对外开放竞争力稍低。
世行报告认为，重庆创造了优秀的投资环境，并予以“A”的投资环境评分。成都与西安均获评为B.
(倪鹏飞：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主编、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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